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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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了高潮。文思大发的毛泽东，亲自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汇编了一本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这个从青少年就注重舆论作用的执政党主席，
从来是亲自写文章，包括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这一次，他又是亲自写序言，并在一部分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用心良苦地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霆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着意刻划了被他称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他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对一些人说：“彭德怀有个小姨子叫浦熙修，不知你们认识否？我见过，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将。但是她反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说我是企图一口吃下十年饭的空想主义者，要把苏联几年走的路要在一个早晨走完，还说我是老左倾冒险主义者。她的话和王明的话差不多，也和一些人的话差不多。彭德怀同志就说我是左，其实是他右。这个浦熙修是否受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的影响？或者说彭德怀受了她的影响。反正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不那么满意的，经常说一些很不和谐的论调。我写的那些按语，也不能说是没有针对着他们。”浦熙修也恨上了毛泽东，她在《文汇报》的一次会议上放言道：“毛泽东的眼光只是在中国，他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他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经常到外国看一看，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回来，毛主席不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中国。我们希望他经常到外国走一走。”
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管不了外国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管得了中国，我除了中国的地方，我哪里也不想去。能够把中国的事情管好就不错了。”毛泽东牢牢地记住了浦熙修，记住了她是彭德怀的小姨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他亲自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里，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演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宜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说：“我点了浦熙修的名字，就是对彭德怀进行警告，希望他要注意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右派了。而且这个右派不是简单的右派，是党外挂帅的，他们需要的是党内挂帅的人。”
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罗列了这个右派的问题：“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是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少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人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千。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毛泽东曾经指着这段话对刘少奇说：“我这话也是讲给一些人听的，起着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帮人擦亮眼睛的作用。”
刘少奇认定他还是在指彭德怀。
彭德怀出奇地保持了沉默，他对他的老婆浦安修说：“老毛就是想让我出来为浦熙修讲情，我偏偏不讲，不上他那个当。反正当右派又枪毙不了，让老毛随便批去吧。中国没有两党制，也没有言论自由，就只好这样吧。反正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怎么一回事，这也不丢人，你说是不是？警惕老毛到了斯大林晚年，会胡来！蒋介石杀人起家，共产党也是要杀人的。”这话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笑了笑说：“让他公开说，背后骂我们不好查，公开说我们，骂我们才好呢。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别人骂，骂得越起劲，越难听我就越高兴。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骂不倒的，倒的反而是骂人的人。”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再次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脑筋，一下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覆。资产阶级还会反覆，大的没有，小的可能。你们不要看现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好话，那是靠不住的。你手里掌握了政权，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喊你的万岁。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了打倒你的把握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会掀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的同志还会动摇。有了一九五七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吗？我看还是早了些。去年那么大的风浪，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我看也不早。再不写就是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去年右派闹事，其实是有很多人准备跟着闹的。我们的左派也沉不住气了，认为人家说的有理，好像自己错了似的。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几十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猖狂进攻，公开要让共产党下台。你说章、罗划了右派，他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刘少奇对这个估计非常赞成。他说：“没有反右，就没有共产党的政权空前巩固。这一点要看清楚。”
但毛泽东看得更远一些。他对党外右派的进攻不是太担心，他担心的是引起党内右派的共鸣而掀起乱子。所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同一次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党内分裂的问题：“现在讲点黑暗，我看我们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大早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分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我们这个党搞得不好，要分裂。当然我们搞得不好，不会分裂。但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这种分裂就是党内出了反党分子或者是反党分子把我们搞掉了，两种可能都有。”
毛泽东一提这个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紧张，他们担心党内再出问题。
毛泽东解释道：“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比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现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中央委员更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要跌跟头。凡是不顾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该闹分裂嘛，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一出现分裂，不是小分裂，而是大分裂。一九五七年七月上旬，我在杭州时，苏共中央派来了米高扬、阿布拉希莫夫等人，向我们通报苏共发生分裂的情况，就是把苏共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定成反党集团。将来我们党内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后怎么办？反正我有一条，资产阶级上台，我就重新上井冈山，重新搞革命，无非是再来一次打游击嘛！〃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此时此刻讲这些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着毛泽东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不但在全世界各个社会集体和阵营，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种种猜测和估计。对这个神秘的古国究竟走向何处议论纷纷……
仅管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就主管华北局，兼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担任了北平市公安局长，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究竟要走什么道路，他们也是模糊不清的。毛泽东在和宋庆龄等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时，坦诚地说：“我们党的干部在建设国家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干部除了在打仗方面，被蒋介石逼出来了，成为专家外，在建设和管理上，没有什么水平。我很清楚我的高级干部，所以真正管好这个国家，得依靠诸位！〃但是，毛泽东的头脑确实很清楚，他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三月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己经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俊，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他惊人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