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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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
“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在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江青说：“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的预言是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弊端的，他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看透了的。但是，他们对中国是看错了，我们要打破这种预言，用事实来证明我们的生命力，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追求。”
第十章 胸有成竹
＇江青在京剧革命时刚刚“亮相”，就有人预言：“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好戏看了，刘少奇的老婆抓四清，毛泽东的夫人抓文艺革命，这可是不平凡的政治举动。”但是彭真并不以为然。毛泽东听到这个反映后……＇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是江青极为重要的一次亮相。
那天，身穿浅蓝丝绸衬衫的和彭真、周扬等人打了个照面就说：“今天我想讲几句话，是毛主席建议我来讲讲的。”
彭真感到了江青的异常。果然，她一开口便语惊四座：
“同志们！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功劳，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拥护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江青表情丰富地讲完这些后，话锋一转，板起面孔说，“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阶级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保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经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尽管江青讲得滔滔不绝，义正词严。但彭真心里却感到好笑：是不是文艺工作者只能写工农兵？难道写历史剧、演传统戏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难道工农兵只喜爱看表现他们的戏，而根本厌恶历史剧和传统戏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界限没有划清：究竟演历史剧、传统戏等于不等于就是宣传封建主义？如果照江青的逻辑推下去，文艺舞台岂不是都要扫除地干干净净了吗？如果这样，党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言？
彭真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想到了很多。
一九五九年十月，刘少奇在民族文化宫看完北京舞蹈学校演出的《鱼美人》舞剧后，接见了演员，高兴地说：“不成熟没有关系，一次不成熟，下次再搞一个就成熟起来了，新的事业不可能一次就成熟。要经过试验，经过失败，才能得到成功，要勇于创造嘛！”
刘少奇在一九六零年春天，看完《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后，专门发表了一番谈话，说：“戏曲反映现代生活不能勉强，芭蕾舞、外国歌剧不一定能够反映，即使能反映，也只是几个戏的问题。观众的口味是不同的，有的愿意听全本戏，有的愿意听片段，大部分是听故事，而农民则是喜欢连台本戏，有头有尾。看了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看了《天鹅湖》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水平也很高，也有教育作用。我很喜欢《天鹅湖》，很有意思。希望你们再拍几部新作品。”
刘少奇不仅对戏剧，而且对电影也经常发表他的意见：“《出水芙蓉》这种片子很好看嘛，可以让我们的干部看一看，这是娱乐片，大家都可以看看嘛！”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的剧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主演海瑞公演后，刘少奇就看过了。当时他对彭真说：“这个戏还可以，可以多编一些这样的历史剧。历史剧也可以演，但要古为今用。有些历史剧，要重新改编，如《恶虎村》，是演黄天霸的戏，改好了就很有教育意义。也有一些是改得不好的，如《李慧娘》、《谢瑶环》、《团圆之后》等等。当然，不是说孟超、田汉的戏改得都不好，也不是说孟超同志是反社会主义，但是《李慧娘》的戏里是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的。”
江青当着康生和彭真的面，就对他们说：“马连良对这个戏很感兴趣。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海瑞罢官》是对现实贴的一张大字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任何人来回答她，她对彭真专门说：“有人给我反映马连良是一个戏霸，他曾经在一九四一年率领华北演艺使节团去东北为庆祝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作慰问演出，伪满洲国总理给了他日本军刀一把。现在他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北京京剧团团长、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都无所谓，但是他在政治上再不能和我们唱反调了。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用很恶毒的语言攻击过我们的党，并且火线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现在应该鼓励他演出现代戏，让他为京剧革命作出一些贡献。他是听你的话的，怎么样？”
彭真说：“马连良已经表现很不错了，你不能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他为了按照市委的指示排演《杜鹃山》，亲自扮演郑老万。有人说他扮演的是宋士杰，跑到我这里告状，我还能支持他们吗？我送给他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是为了表示我们是支持他继续演出的。总之，不要大苛求于他，这样对团结知识分子是有好处的。”
江青听了再没有表示什么，但是刘少奇却对彭真说：“马连良为了演出，要打吗啡，我看为了保证演出，还是可以的。这个从旧社会出来的演员，由于过去的生活原因，沾染了这样的毛病，也是不足为怪的，应该慢慢地引导他。”
这些指示，都是和江青的讲话背道而驰的。如果站在她的立场上看，岂不是把刘少奇的意见都当成耳旁风了吗？
这时，轮到彭真讲话了，他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是的，这个问题太敏感，需谨慎，于是他想从正面阐述一下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观点。他说：“无论在学术界、文艺界，我们一定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也就是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听了很多人的意见，跟很多人谈了话，才搞出那么一个引言和结论。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正面反面意见都要允许充分发表，畅所欲言地发表，发表完了，谁的意见正确听谁的，大家都要服从真理。”当然，他也反复强调了要大演现代戏，主张搞戏剧革命，认为不革命，戏剧就没有出路。“但是全部否定传统戏也是不对的。我们要采取同时并举的办法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文艺不断向前发展。”
彭真的讲话多少有点言不由里。这是彭真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很少有过的这么力不从心的时候。因为江青所批判的京剧传统剧目，刘少奇都有过指示：
“《四郎探母》可以演出，禁演了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汉奸戏了。这出戏唱唱也不要紧嘛，我们唱了这么多年，还不是唱出了一个新中国吗！就个人来说，选择道路是可以自由的。可以站过来，也可以站过去。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基本问题是一个‘一念之差的问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恶虎村》里的黄天霸有教育意义。”
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特意在文艺座谈会上说过：一希望你们把《昭君出塞》改一下，以有利民族团结。乌兰夫同志说《王昭君》在内蒙影响很大，对蒙汉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多次要中国京剧院演出《游龙戏凤》，建议把这个戏的士本《李风姐》整理出来。他在云南，看了《宝蟾送酒》后，连声夸奖：“演得好！”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还建议“要改编一下《二进官》等戏，这些戏的思想性差一点，但是我们要继承艺术性的成果，改编时可以发挥浪漫主义的想象。”
在剧团的经营上，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就在天津主张：“大家都要吃饭，像梁小莺、谭富英这些戏剧家可以组织私人的班社。”到了一九五六年，他对文化部指示：“几千个剧团都合营，会搞掉积极性，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就是左，就带有了反动性。要让民间剧团再搞他个二、三个五年计划，让他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群众的喜爱。”
对刘少奇的这些指示，彭真曾经对江青讲过，希望江青能够理解他的为难之处。他说：“两个主席的话我都得听，但是我总不能为了一个而牺牲一个吧？这些指示我都会根据正确与否而决定该怎么办的。”
江青曾经对剧团的演员们说：“彭真对我们的京剧革命不支持，他迟早会后悔的。你们可以看到他后悔的那一天的。”
但是，毛泽东似乎对彭真抱有很大的希望，每次见到他时，总是微笑着握着他的手说：“我是在你的领导下，占着你的一块土地，你也算我们的父母官啊！你对京剧革命关心不关心呀？应该关心一点嘛！你搞出了戏后别忘了请我看看，受受你的教育嘛！”
彭真急忙说：“我们都听毛主席的，下级服从上级嘛。”
毛泽东又微微一笑：“总有人不那么愿意服从哟，有人想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我一直在忍着。但是必要时我的原则还是要用的，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自卫原则我总不能丢掉吧？”
彭真隐隐感觉到了毛泽东是在暗指刘少奇，但是他深知一旦这两位主席的矛盾公开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政治局委员，主持正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他牢牢记着自己必须维护党内团结的职责，他暗暗告诫自己，绝不能在两位主席之间传闲话，拨是非，只能作顾全大局的努力。从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以来，全国约有五十七万人被打成右派，自己也积极地参加了打右派的运动。彭真虽然感到了一些人属于扩大化，但他还是同意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的论点。正因如此，每当他发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的要求时，总是反省自己，尽力使自己的言行和毛泽东保持一致。
从反右开始，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和他的许多战友们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侧面，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后，围绕巩固政权，必然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失败的阶级敌人，不仅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而且要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所以，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然还有一个政治路线上和一个思想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所以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意见后，毛泽东立刻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把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认为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本来，彭真对阶级斗争的现状是进行过调查研究的，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说：“公私合营，资本家拿定息后，只是工厂中的一个成员。他们过去剥削，现在不剥削了，有些问题，提起千斤重，放下不过四两，大家应向前看，不要斤斤计较，死抱住不放。”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在报告中指出：“地主、富农、黄世仁已经变了，好多变成合作社的社员了，地主都没有了。镇反、肃反有经验，但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剩下零碎的用不着那么搞了。我们学会的许多东西，大体上没有用了，可以送到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