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24小时-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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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宗：贞观年间改封江夏郡王，后跟随李世民出征高丽，回军后又随英国公出征薛延陀，高宗年间获罪遭遣，死于外郡。其女被李世民收为义女，封为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成公主。

长孙无忌：贞观年间主持修订《贞观律》及《唐律疏议》，官至司徒，太宗驾崩后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辅政大臣，后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受诬谋反，被逼自杀。

李世民：在位期间内修政治外和戎夷，使民生繁茂四夷畏惧，被诸族共尊为“天可汗”，晚年征伐高丽失利，回师后振奋精神建造海军，于贞观二十三年病逝行宫含风殿。庙谥太宗文皇帝，即历史上的唐太宗。

第65章　附录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1）

贞观十七年正月，新年伊始，太极宫（唐代皇城）外的御道上冰雪未消，往来的中使内侍相望于道。他们是奉了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敕令往一个人的家中送东西的。他们送的东西种类繁杂样式各异，从决明子（一种可以明目的中药）、枸杞、菊花、人参等各类药材补品到炙鹿尾、炖酒鸭、烧子鹅等膳食，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东西都是送到同一个人的家中去的，皇帝每隔不到两刻便会想起一两样东西，便会差遣内官将东西送到此人的家中去，天子不嫌厌烦，这些侍臣自然也不敢懈怠抱怨。实际上，他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据说堂堂朝廷千牛卫中郎将李安俨将军更加倒霉，他奉了皇帝的敕令，夜夜宿在这个人家中，以方便随时将此人的状况向皇帝进行汇报。

这一年的正月，满朝文武从三省六部到九寺十二卫都惶惶不安，一方面因为做了十七年储君的太子李承乾的储位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则因为当朝宰相郑国公魏徵眼疾发作病入弥留，贞观之治的护法韦陀即将撒手人寰……

在中国的历史上，魏徵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故事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被帝王将相们视作君臣际遇的典范楷模。信奉忠孝节义的儒家传人们似乎有意忽视了此人前后历事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的个人履历，仅仅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和彪炳千秋的贞观之治紧紧联在一起。

魏徵死后，满怀伤感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贞观名相房玄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用铜来做镜子，可以扶正人的衣冠；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了解朝代的兴替原因；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损失了一面镜子啊！”（上思徵不已，谓梁公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后来的人们对魏徵的了解，大体是从他“犯颜直谏”这个角度进行的。其实说魏徵是个“谏臣”，大体也不算错，他确实曾经做过“谏议大夫”这个官职，也确确实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七年中毫不间断地行使着向皇帝直言相谏的权利，然而如果仅凭这两点就将魏徵定义为一个“谏臣”，却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

魏徵生逢隋末唐初天下板荡豪杰纷起的大时代，前前后后追随了四位出身学识秉性各异的主君，他的经历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而这样一个人物能够在那之后的几百年中被树立成士大夫阶层的楷模，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对国家（天下）的贡献远远高过对君主个人的忠诚。魏徵在拜相之后曾经十分坦率地对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话：“良臣不仅自己声名卓着，而且君主也能饮誉四海，连他们的子孙也都能传承不变。忠臣可就不同了，他们面折朝廷触犯天子，结果遭到杀戮，而他们的君主也落了个昏君的坏名声，最后还要国破家亡，只留下忠实的空名。人人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国家的兴旺就难以保障，所以我宁愿做陛下的良臣，不愿做陛下的忠臣。”

魏徵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士族门阀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没落衰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门阀政治体制正在逐步走向解体，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三公九卿制度亟待变革。在两晋南北朝时代鼎盛一时的士族与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独裁者，他不仅彻底废除了自先汉以来皇帝拥有天下宰相开府治理天下的宫府分离制度，还创造性地奠定了影响中国799年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以勤政着称的皇帝不仅仅要做隋朝这个家族式企业的董事长，还要亲自兼任总经理职务，将天下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为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创举需要超凡的勇气和勤勉，事实上，这位从骨子里排斥相权对皇权的制约的皇帝是一位自我约束能力极为强悍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间，天下由分崩离析的南北对峙局面逐步走向统一，由民生凋敝的困境逐步走向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盛世。杨坚不需要任何来自外界的制约和限制，因为他的自制力超乎常人不同凡响。

但是，这种建立在个人自律基础上的制约毕竟不是制度性的制约，能够因人而兴，自然也就能够因人而废。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恰恰是一个天分颇高然而自制能力却奇差无比的国家领袖，这位皇帝在位期间，连续搞了一场经济角度的大跃进和一场军事层面的大冒险，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将原本已经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国家局面破坏殆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杨广本人未必没有成为一个圣明君主的潜力，他本人并不缺乏治理国家和进行军事斗争的经验，其资质也堪称上乘。然而这个皇帝的这些先天性优势在他接掌国家之后却因为缺少必要的制约而逐渐走向了反面。在古代，宰相做为政府的最高领袖，其地位是十分尊崇的，其权力也是受到体制本身的保护的，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发生，否则君主不能对宰相的施政作过多的干预；而在隋唐以前，宰相一职往往由在天下士族当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某个大族的族长或重要成员担任，这从另一方面确保了宰相的权力基础。然而这种权力模式在经过历代王朝扩张君权收束相权的不懈努力和隋文帝翻天覆地般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被基本解构了。所以，当隋炀帝杨广开始推行他那异想天开却又劳民伤财的军国大计的时候，政权内部根本没有一个能够对其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的机制和士大夫群体。

可以说，隋朝的灭亡不是偶然，当皇权接管了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权，而皇权本身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正常行使这种管理权的时候，出现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将是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隋末十八路反王蜂起的现实，恰恰是隋文帝大规模强化皇权独裁政治的必然结果。隋文帝的改革彻底解构了作为中央政权核心组成部分的相权，实际上反而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运作效率，从而导致了地方执政官员成为了实际上的一方诸侯。这一点在杨坚时代并未完全体现出来，皇帝用其自身出色的决策能力和运作效率掩盖了这一点，然而当杨坚在大兴宫中阖然长逝之后，天下的局面就开始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悄然走去……

魏徵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目睹了杨坚是如何通过削弱相权从而大权独揽，他也目睹了杨广是如何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从而国灭身死。可以说，这位未来的贞观名相的人生经历了隋朝由乱世而盛世，再由盛世而乱世的全过程。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判定这些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动荡究竟给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传统士人带来多么大的思想震撼，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在魏徵来到长安并被李世民简拔到身边任职后，他对这位千古圣君的种种几乎不近人情的“高标准严要求”恐怕并非是无的放矢。

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后得到了大唐家族企业新任董事长的赏识，但是这位从个人履历上看性情稍显急躁的新老板却并未直接任命他做宰相，而是任命他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这个职务隶属东宫系统，本身无论品级还是实权本来都微不足道，然而对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这确是一个在事实上权重一时的重要职务。

唐代东宫在太子三师三少以下直接为皇储服务的机构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领导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实际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面的专职助理，也可以理解为太子詹事府的办公室主任，所有与太子相关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处理。这是一个类似储君的机要秘书的职务。而在魏徵任职之时，恰逢李世民刚刚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储君之位，武德皇帝李渊还没有正式退位。从李世民当上太子到李渊正式退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总揽国家的军政大权，行使的实际上是皇帝的职权。因此魏徵这个太子詹事主簿所接触的所有工作，几乎桩桩件件与军国大事息息相关。

李世民登基之后，擢升魏徵为门下省的“谏议大夫”，这是一个真正的谏官职务，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皇帝的施政和个人言行发表意见，事无论大小，皆可言是非，说起来有点类似后世的御史言官。这也是后世的绝大多数人将魏徵视为“谏臣”的根本原因。然而实际上，他的这个“谏议大夫”是以尚书右丞的本官兼任的，尚书右丞是个四品官，负责在相当于大唐中央政府的尚书省当值，上面仅有左右仆射两名领导。这是一个需要按照制度在政府中枢值班处理日常事务的职务，这个职务所负责的工作也件件关乎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在作为“谏议大夫”向皇帝谏言并非魏徵的主要工作，仅仅是一份“兼职”而已，而且魏徵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实际上并不很长，贞观三年，他便被皇帝拔擢为秘书监，并被允许“参与朝政”。

贞观年的宰相是有定额的，按照国家的官职，只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才算作真宰相。在这三省当中，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由于唐太宗以前自己担任过，在他即位以后就不再授予大臣。尚书省以两名副长官左右仆射为长；而门下省的长官定制是两名，称作侍中；中书省的长官定制也是两名，称作中书令。也就是说，在唐朝初年，百官只有担任了尚书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这几个职务当中的一个，才算真的做了宰相。当时为了方便三省长官在一起讨论国家大政，皇帝专门在皇城内的门下省开辟了一间专用会议室，称作“政事堂”。由于有资格进入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的只有三省的六名长官，而这六名长官都是实际上的宰相，这里便理所当然地被默认为宰相议政之所。

魏徵担任的“秘书监”虽然名义上也是内廷六省之一的秘书省的长官，但是实际品秩只有四品，地位也远不能与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可比，按照制度，他是没有资格进入政事堂与宰相们共议国家大政的。然而幸好他遇到的是一个在制度创新方面花样层出不穷的老板，轻轻一道敕令，不费吹灰之力便解决了这个难题。

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朝廷重臣参与到国家大事的讨论中来，给一些亲信大臣加上了诸如“参与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平章国计”之类的不同名义，允许他们进入政事堂列席宰相会议并对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因此魏徵所担任的秘书监一职虽然不是真正的宰相，却可以“参与朝政”的名义进入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这些不同的名号发展到唐末宋初，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规制，例如宋代的“参知政事”一职，就是事实上的副宰相。笔者以为，魏徵拜相的时间，不应该从他被任命为侍中的贞观六年五月算起，而应该自他以秘书监参与朝政的贞观三年算起。

唐代的秘书省，实际上是一个分管国家档案资料重要文件的机构，其对国家大政虽然没有直接的干预权，却也是直接接触政府中枢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魏徵在秘书监的位子上工作了三年左右，贞观六年，他受唐太宗敕命检校侍中（即暂时行使侍中的职权），从此正式成为门下省的长官，名副其实的宰相。

次年三月，李世民正式拜魏徵为侍中。贞观十一年，魏徵以眼疾辞相，李世民不许，虽然免去了他的侍中一职，却敕令他以特进“知门下省事”。也就是说，从贞观六年五月到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病逝，这位以良臣自诩的大臣掌管门下省整整十年零八个月，而且在此期间有六年零三个月时间是由他一人独任门下省的长官。

唐代初年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有着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