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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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就被认为是可能的——成为一个实际的成果。1897年，华盛顿史密斯研究所的兰利教授成功发明出飞行器。虽然这种飞行器体积很小，还无法载人。到1909年，飞机已经可以载人。在火车和汽车的公路运输完成之后，人类交通的速度似乎已不再能提高，但飞机发明之后，地球上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有效距离又缩短了很多。18世纪，从伦敦到爱丁堡需要8天；而到了1918年，英国航空运输委员会报告：几年之内，从伦敦到墨尔本之间这样环绕地球半周的旅行，只需要8天就可以完成。
我们不必太强调从一地到另一地时间上显著的缩短。这仅仅是人类能力可以达到的更深远更重大的发展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例如，农业科学与农业化学方面，在19世纪中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人们学会了使用肥料，在同样大的范围内，土地的产量比17世纪时多了4到5倍。医学方面也有惊人的进步；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日常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由病痛引起的生命的浪费也减少了。
总之，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人们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机器革命。在这段时期中，人类在其生活的物质条件方面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远远超过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或从埃及的斐比时代到乔治三世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人类事务上一种新的、巨大的物质架构已经出现。很明显，它要求我们在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不过这种改革，还要等到机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
第44章　工业革命
许多历史书籍出现一种倾向，即将我们此处所称的机器革命和工业革命混为一谈。在人类历史上，机器革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它产生于有组织的科学，就像农业的产生和金属的发现一样，是一个新的阶段。而工业革命却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机器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同步，彼此相互影响，但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和本质。即使世界上没有煤、没有蒸汽、没有机器，工业革命之类的事也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工业革命，那它可能就与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非常相近了，将重新上演失去土地的自由农、集体劳动、庞大的地产和财富，以及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局面。所谓的工厂制的生产方式，其实早在动力和机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工厂制不是机器的产物，而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甚至在水轮机用于工业以前，那些备受剥削、训练有素工人就已开始制造诸如妇女装饰品、家具，还可以制作彩色地图和书籍插图等东西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就有了工厂，例如，在书店老板的工厂里，新书可以通过口述的方式，由工厂的笔录员记录下来编撰而成。对福笛的著作和菲尔丁的政治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肯定会注意到，早在17世纪末，招募贫民，让他们从事集体劳动来谋生的想法就已在英国出现——这最早可在莫尔所著的《乌托邦》（1516年）中发现这方面的暗示。工厂实际是社会发展的产生，而不是机器发展的产物。
直到18世纪中叶，西欧的社会史和经济史，实际上都是在重复罗马在公元前最后的3个世纪所走的路。不过，由于欧洲的政治分裂，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动乱和平民的暴动持续发生，另外西欧知识分子又很容易地接受了机器观念和新发明，这些都使得事态朝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使得人类团结一致的思想在新的欧洲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再加上政治权力不再那么集中，使追求财富的人们脑子里不再想着奴隶及其集体劳动，而是主动地将注意力转向机械动力和机器上面。（机器革命，即机器发明和发现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生事物。开始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工业带来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与其他的人类社会事业一样，工业革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因机器革命对人类状况持续不断的作用和影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后期，财富聚积，小农和小商人破产，产生大规模的财政阶段；另一方面，十八、九世纪，资本较小规模集中。）
两者虽极为相似，但是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机器革命之后，劳动者的性质与以前截然不同。旧世界中，所有的动力基本上都是人力，大多数的生产劳动都是依靠被压迫者的体力来完成的，只有很少的牲口劳动，如牛、马等从事运输工作。抬重物、凿岩石需要人来劳动，耕种农田也是靠人和牛一起劳作，在罗马，“轮船”的动力也是靠训练有素的人。在古代文明中，多数的人都是被当作机器来使用的。即使在机器刚出现的时候，它也并未能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凿运河、修建铁路或是筑堤坝等，都由大量的劳力来承担。矿工的数量也急剧上升，但是，便利的设备和物品增加得更快。到了19世纪，形势日渐明朗：人类不再被当作动力资源来使用了，人力工作被机器所代替，而且机器能够做得更快更好。现在，只有在需要选择和运用智慧的情况下才需要人。人类开始只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先前那些支撑着古代文明的劳力，只知道服从，从来不懂得用脑的人，对于人类的福祉而言，已经毫无用处了。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新兴的冶金业中，同时也出现在自古以来就有的行业，如农业和采矿业中。在耕种、播种和收割工作中，便捷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罗马文明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基础之上的，而现代的文明则是建立在廉价的机器动力基础上的。100年来，机器动力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却越来越昂贵。如果说曾经有段时间采矿业还没有使用机器，那肯定是因为人力比机器动力更加便宜。
这时的人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维持苦役劳工的供给。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有头脑的人越来越清楚，现在平民应该比苦力更值得珍惜。他们认为平民阶级也应该受到教育，哪怕只是为了保障“工业效率”，他们也应该受到教育，他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自基督教开始传教起，大众教育就开始在欧洲缓慢地发展，就好像伊斯兰教在亚洲传播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就把平民教育带到什么地方一样，因为他们必须即使信徒了解拯救他们的基本信仰，也需要使他们能读懂一些使信仰可以得到传播的经书。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开始后，双方为了吸引信徒，都很重视平民教育。例如，1830年至1840年间的英格兰，教派纷争，为了吸引青年信徒，竞相创设儿童教育机构，如国家教会学校、非国家教会学校、甚至成立了罗马天主教小学等。19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平民教育发展迅速，不过上层社会的教育发展速度远没有这么快——虽然有所发展，但毫无疑问，不能与平民相提并论——因此，以前社会中存在的读书阶级和非读书阶级的鸿沟，现在只剩下教育程度高低的微小差别。这种变化表面上与社会环境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整个世界坚持不懈地从事建立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度的伟大事业。
罗马的公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变革。普通的罗马公民对自身所处环境变化，远不像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经历了解得那样清晰、全面。当工业革命进行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受其影响的一般大众已经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过程来理解了。因为现代人都能够读书、讨论，并且有机会到处旅行、观察，见到以前普通人不能见到的东西。
第45章　现代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发展
古代文明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政治思想等等，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慢慢形成的。这一过程既没有人能够设计，也没有人能够预见。直到人类社会发展到青春期，即公元前6世纪，人类才开始仔细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人类第一次质疑固有的信仰、法律以及制度，并决心对它们进行变革和重整。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希腊和亚历山大城在人类初期曾出现了知识的黎明，以及之后的奴隶制文明的崩溃，以及宗教迫害与专制政体的乌云，如何遮蔽了黎明的曙光。直到15、16世纪，自由无畏的思想光芒才最终冲破欧洲的黑暗。我们还曾讲述了阿拉伯的好奇心和蒙古人的远征的狂风，吹散了欧洲大陆精神上的云翳。起初，人类增长的知识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物质成就和物质力量是人类理性复苏的最早成果。而人际关系学、个体以至社会的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不但本身微妙复杂，而且还受到了许多情感因素的束缚，所以它们发展得非常缓慢，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人们往往愿意静心聆听对星辰和原子之类的知识，但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论却常常会恍然而有所触动。
在古希腊，柏拉图大胆的哲学，早在亚里士多德努力去探讨事实之前就产生了。欧洲也是一样，早期的政治研究是以“乌托邦式”故事形式出现的，那些故事直接模仿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及其法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思想巧妙模仿柏拉图，在英国的一条新的济贫法上产生了效果。拿波里人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更富想像力，但却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
我们发现，到了17世纪末，大量的政治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纷纷出现，日益增多。约翰·洛克是这个讨论的先驱之一。他是英国一位共和主义者的儿子，最初在牛津研究化学和医药学。他对政府、宗教自由和教育等方面的论述，表明了他已完全意识到了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与英国的约翰·洛克齐名，但稍晚于他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他研究了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并加以研究和基本的分析，将法国专制君主政体的虚伪批驳得体无完肤。孟德斯鸠与洛克一起，清扫了那些蓄意阻碍人类社会改造的错误观念。
18世纪中期和后期，后继者们对孟德斯鸠关于道德和知识的思想进行过更为大胆的探讨。一批来自耶稣会学派，即“百科全书派”的著名作家，立志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1766年）。与百科全书派并驾齐驱的，是经济学家或“重农学派”。他们对粮食和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有着极为大胆直率的研究。摩莱里，《自然法典》的作者，曾经批判私有制，提倡共产社会的组织体系。他是19世纪聚集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学者中的先驱，他们被统称为“社会主义者”。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上百种，社会主义派别则有上千种。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基于共同财产观点之上对私有财产权观念的批评。我们将对历代以来的类似思想演变进行简单回顾。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我们大部分政治生活所依赖的两个主要观念。
私有财产的观念源于物种竞争的本能。在人类还未演化成人类，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拥有财产了。最初的所谓财产，就是野兽所争夺的东西，例如狗与狗骨头，虎与虎窝，吼叫的鹿和鹿群，这都是私有财产的原始形态。在社会学里，“原始共产主义”这种表述是毫无意义的。旧石器时代的部落族长坚持占有妻室儿女、工具以及其他见得着的财产。如果有人想抢夺他的财产，他必然会全力斗争，必要时杀死对方。正如阿特金森在其《原始法》中所证实的那样，随着部落不断地壮大起来，族长渐渐容许后辈的生存，容许他们占有从其他部族中俘虏的妇女，容许他们占有自己制作的用品和饰品以及他们猎取的猎物。正是因为有了彼此间财产的通融和相互妥协，人类社会才得以逐渐发展。由于驱逐异族出境是人的本性需要，所以各部落之间必须相互妥协通融。如果山、森林、河流等不属于你或我，那就让它们属于“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切东西，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会招致别人对我们的消灭。所以说，社会的原始基础，就是对所有权的调和。与今天的文明世界相比，兽类和原始人类时期对所有权的要求更为强烈。在相当程度上，占有欲源自我们的本性，而非理性。
对于原始的野蛮人和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而言，所有权是没有范围界限的。无论是女人、俘虏、猎物、林地、石场，还是别的什么，只要你能抢到，就属于你。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开始出现了限制相互残杀的法律，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限定所有权关系的粗简方法。谁最先制造、捕获或声明某个东西属于他，谁就可以占有它。当欠债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