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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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解释17、18世纪蒙古势力的彻底衰落。自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以后，短短的两三个世纪中，中亚竟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政治上毫无影响力的地步。气候的变迁，史书上没有记载的瘟疫、疟疾等传染病，可能都在这次中亚人民的衰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这大概只是一次暂时的退步。一些学者认为，从中国传入的佛教教义，也对他们发生过感化作用。总之，16世纪时，鞑靼和土耳其这两支蒙古民族不但没有向外扩张，反而受到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俄罗斯的侵略、征服和驱赶。
整个17世纪，哥萨克不断从欧洲的俄罗斯向东推进，哪里能找到适合农耕的土地，他们就在哪里定居。他们建筑碉堡、兵营，作为他们定居地变动的南方边界；在东北方，因为没有边界，俄罗斯一直把自己的领土推进到太平洋。
第40章 美国的独立战争
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欧洲再一次出现显著的不稳定景象，不再有统一的政治和统一的宗教观念。然而，通过由印刷的书籍、地图以及新的航海船激起的无边的想像力，使人们在这种混乱、竞争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控制世界上所有的海岸。进取心的无计划的、不连贯的爆发，取决于暂时的、甚至是偶然的超过其他人类的优势。正是通过这些优势，这片新的，仍然大部分荒芜的美洲大陆上，都住满了主要从西欧来的人们，而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作为欧洲人未来的家园被占据。
促使哥伦布到美洲，达·伽马到印度的本来动机，是自古以来所有水手的永恒的第一动力——贸易。到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东方进行贸易的动机仍是主要的，并且欧洲的殖民者是商业殖民者，欧洲居民的梦想，是回到本国去消费他们赚取的钱财；而对于到美洲的欧洲人来说，生产力极为低下，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坚持下来的诱因，即寻找金矿、银矿。西属美洲尤为盛产白银。到美洲去的欧洲人不仅有武装的商人，还有淘金者、开矿者、自然物资勘探者，不久之后还有农耕者。在北方，他们征收毛皮。由于开矿和种植必须定居，他们迫使人民在海外永久定居。最终，出于多种原因，如17世纪初英国清教徒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到新英格兰，18世纪奥格尔索普把因负债坐牢的罪犯遣送到佐治亚，18世纪末荷兰把孤儿送到好望角，许多欧洲人干脆自己渡过海洋来寻找美好的家园。到了19世纪，尤其是轮船出现以后，欧洲人潮水般的涌入美洲和澳洲这两个新大陆，这股移民潮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移民比率。
就这样，出现了永久的欧洲海外人口，欧洲文化也传播到了比其发源国更为广阔的土地上。这些海外新团体把一些已有的文明带到新大陆上来，不过这种文明的发展正如它本身所体现的那样，是既无计划性又无预见性的；欧洲的政策制订者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对它们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殖民地人民已经发展出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的渴望，很长时间以后，欧洲的政治家和大臣们仍把新大陆当作远征的殖民地、国家收入的源泉、“领土”及“属地”。甚至在殖民地的人口向内陆发展，摆脱了来自海洋的任何有效的惩罚措施以后，欧洲人仍把他们看作是母国的无能的属民。
我们必须记住，直到进入19世纪，这些海外帝国之间的联系全靠海上的船只。陆地上最快捷的方式仍然是骑马，陆地上政治组织的团结及统一仍然受到马车交通的局限性的限制。
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末期，北美洲北部的三分之二领土属于英国。法国已经放弃了美洲。除了巴西属于葡萄牙，一两个小岛和小片领土属于法国、英国、丹麦和荷兰之外，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亚以及整个南美地区，都属于西班牙。最先证明帆船不足以把海外人口维持在一种政治系统下的，是缅因及安大略湖以南的英属殖民地。
这些英属殖民地的来源和性质都很不相同。居民中不仅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瑞典人和荷兰人；马里兰的英国人信天主教，新英格兰的英国人则是激进的新教徒。一方面新西兰的移民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公开谴责奴隶制度；另一方面，弗吉尼亚和南方的种植园主却日益增加对黑人奴隶的使用。在各州之间没有天然的普通的联系，从一州到另一州去，可能意味着必须沿海岸航行，这几乎与横渡大西洋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来源和自然条件否定了联盟的产生，但是由于在伦敦的英国政府的自私和愚蠢，他们被迫联合起来。他们要纳税，但却没有关于应用这些税收的任何解释；他们的贸易被奉献给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继续进行能够获得暴利的奴隶贸易，全然不顾弗吉尼亚人民的反对——虽然他们非常愿意保有和使用奴隶的——他们担心遭到日益增加的野蛮的黑色人种的反抗。
当时，英国正滑向更为专制的君主政体，乔治三世（1760－1820）的顽固性格，更加剧了本国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冲突是由一项立法引起的，这项立法偏袒东印度公司而损害了美洲船主的利益。按照新条例规定运到美洲的三船茶叶，在波士顿港口被一队乔装的印第安人扔进了海里（1773年）。1775年，当英国政府企图在波士顿附近的莱克星顿逮捕两个美国领袖时，战争爆发了。英国人在莱克星顿开了第一枪；第一次战争却是在康科德发生的。
美洲的独立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尽管有一年多的时间，英国移民都表示不愿切断他们和母国的联系。直到1776年6月，起义各州代表召开的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与当时美洲殖民地的许多领袖一样，乔治·华盛顿拥有一支在与法国人交战中得到训练的军队，因此被推选为全国的总司令。1777年，一位英国将军伯戈因企图从加拿大进军纽约，途经弗里曼斯农场时被击败，并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同年，法国和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大大妨碍了英国的海上交通。1781年，康沃利斯将军统率的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半岛被包围，被迫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署了停战协议，从缅因到佐治亚的十三州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州的联盟，美国宣告成立。不过在加拿大，英国国旗仍在飘扬。
在四年的时间里，这些州只有一个借助联邦条约维持着的非常软弱的中央政府，他们似乎注定要分裂成相对独立的团体。但是考虑到英国的敌意和法国某种程度的侵略，分裂被推迟了。一旦分裂，立刻就会出现危险。1788年，宪法得到了通过，于是成立了一个更为有效的联邦政府，并有一个握有大量权力的总统。微弱的国家统一意识，也在1812年与英国第二次战争时得到改善。然而，各州覆盖的范围如此辽阔，而当时各州之间的利益如此不同——如果不是后来交通变得方便起来——以至于同盟崩溃并分裂成诸如欧洲各国一样大小的许多国家，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边远各州的议员来说，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是一个漫长、沉闷而又不安全的旅行。此外，在公共教育和普通文化知识的传播中，机械的障碍事实上是不可逾越的。但是，能和分裂相对抗的各种力量，也正在世界各地发挥着作用。蒸汽轮船出现在内河，铁路和电报也相继出现。它们把美国从分裂中拯救了出来，把散漫的人民再次结合起来，使美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国。
22年以后，美洲的西属殖民地也效仿美国十三州，与欧洲脱离了关系。不过由于它们散布于大陆各处，受到山脉、荒原、森林和葡萄牙属巴西帝国的隔阻，所以始终没能联合起来，而是成立了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初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和革命。
巴西则是通过另一条途径走上了不可避免的独立道路。1807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占领了母国葡萄牙，葡萄牙国王逃到巴西避难。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巴西独立，与其说巴西是葡萄牙的属地，倒不如说葡萄牙是巴西的属地。1822年，巴西宣布成为独立的帝国，由葡萄牙国王之子彼得一世统治。但是新世界并不赞成君主政体。1889年，巴西的皇帝被暗中遣回欧洲，从此巴西联合国就和其他美洲国家一样，走上了共和之路。
第41章 法国革命和君主制在法国的复辟
英国失去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以后，法兰西王国的中心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动乱。这次革命更加生动的提醒欧洲人：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安排其本质上都是暂时的。
我们曾讲到，法国的君主政体是欧洲各君主专制政体中最为成功的。它受到一些竞争的小宫廷的仿效和羡慕。但是它的繁荣是建立在不正义之上的，这最终导致它戏剧性的瓦解。尽管它绚烂辉煌，敢作敢为，但是它对平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浪费。牧师和贵族通过免税政策可以避免交税，这就将国家的全部负担都压在了中、下层阶级的肩上。农民们承受着税负的折磨；中等阶级受到贵族阶级的支配和羞辱。
1787年，法国国王发现自己已经破产，被迫召开各阶级的代表大会，来商议解决由于收入不足和支出过度所造成的混乱。1789年，由贵族、教士和平民组成的，大致相当于英国议会的早期形式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这种会议自1610年以来从未召开过。因为这段时间，法国一直是彻底的君主专制制度。现在，人民发现了表达自己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的方式。三个等级之间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争论，原因在于第三等级，即平民决心控制三级会议。平民等级在这些辩论中获得胜利，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明确表示限制国王权力，就像英国议会限制英国王权一样。国王路易十六准备反抗，他从各省召集了军队。于是，革命在巴黎、在法国爆发了。
法国专制君主政体的瓦解非常迅速，阴森恐怖的巴士底狱被巴黎人民攻陷，起义迅速扩展到整个法国。在法国东部和西北部各省，许多贵族的城堡被农民烧毁，地契也被销毁，其所有者被杀掉或被驱逐。仅仅一个月，古老而腐朽的贵族制度就瓦解了。大量王侯和王后阵营的党羽都逃亡国外。巴黎和其他大多数大的城市都成立了临时政府，新的武装力量，即国民军，一支专门抵抗国王的军队由这些自治的团体建立起来。人民要求国民议会建立一个适合新时代的新的政治社会制度。
这是将群众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行动。它大大扫清了专制政府的不正义；废除了免税权、农奴制，贵族称号和贵族的特权，并寻求在巴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国王放弃了凡尔赛宫和它的辉煌，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中维持一个缩小了的国家。
在两年的时间里，似乎国民会议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化的政府。它的工作很多是有效的，并得以保留；而有些是实验性质的，不得不废除；也有一些是无效的。国民会议修改了刑法典，拷打、任意的监禁、迫害异端都被废止。法国一些古老的省，如诺曼底、勃艮第等被划为八十个郡。擢升到军队里最高官阶的机会，开放式地呈现在每一阶级的每一个人面前。一种完美而简单的法庭制度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人民选出的法官任期太短，从而使这一制度的价值受到很大损害。这使得民众从某种程度上成了起诉的最高法庭，法官们就像议会中的成员一样，被迫在舞台上表演。教会的全部大型财产都被国家没收，由国家管理；凡是不从事教育或慈善性质的宗教机构都被取缔；神职人员的薪金一律由国家支付。这件事对于下等的神职人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与高级神职人员相比，他们的薪水确实太低。此外，还规定神父和主教通过选举产生，这一规定打击了罗马教会的根本思想，即教会中的一切事情都集中于教皇，所有的权威都是至上而下的。实际上，国民会议是要一举把法国教会变成新教教会，即使不是从教义上也至少在组织上实现这一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国民会议指定的牧师与忠于罗马的顽固的牧师之间的争论与冲突。
1791年，法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实验突然结束，因为国王、王后同逃往国外的贵族和君主主义者合作，想采取一些行动。外国的军队也集合到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