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崛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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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不但用上帝是全世界之父、全人类都是同胞的观念，来抨击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家庭感情，很明显地，他也强烈地谴责贫富差别、反对一切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他认为一切人都属于天国；他们的一切财产也都属于天国。人类唯一的正当生活就是以我们拥有的一切与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服从上帝的旨意。他一次又一次地反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
“耶稣正在路上行走，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完美的主啊，我应当怎样做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完美呢？除了上帝外，没有人是完美的。圣诫你是知道的，不可通奸，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不可欺骗他人，应当孝敬父母。’此人对耶稣说：‘主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着。’耶稣看着他，十分喜欢，就对他说：‘你还差一件事：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你就会在天国拥有财产。去做吧，然后跟我走。’那人听了这话，脸色变得很难看，郁闷地走开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耶稣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对信徒们说：‘有钱财的人想进天国，是何等得难呀！’信徒们听了他的话都觉得很奇怪，但是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有钱财的人进天国真是太难了，骆驼穿过针眼也比有钱人进天国容易啊！’”（《马太福音》）
不仅如此，在耶稣要使人类都围绕在上帝身边的教义中，还毫不留情地攻击以前宗教中那种与上帝订契约似的正义观。他的大部分有记录的说教，都是攻击那些虚伪的虔诚的繁文缛节的。
“法利赛人和文书问他：‘你的信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规矩，用没洗净的手吃饭呢？’耶稣回答：‘看来以赛亚对伪善的你们所做的预言，就像写下来一样可信。’”
“人们用嘴亲吻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所遵守的是人定的规定，所以尊重我亦是枉然。”
“你们抛弃上帝的诫命，却遵守人的规定，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等同于洗罐洗杯之类的事情罢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是抛弃上帝的教导而坚持自己的规矩。”
耶稣所宣传的不只是一种道德的与社会的革命，他的教义含有极明显的政治倾向。的确是这样，他说他的国家不在这世界上，而且没有王位，天国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天国在人的心灵里能扩展多远，那么外在的世界的改革和更新就能进行得有多远。
即使他的听众再聋、再瞎、再怎么漏听他教义中的含义，都不可能听不出他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决心。从那些反对他的材料与他受审与受刑的情景，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为当时的人们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拓展、融合人类生活的方案。
他的观点很明确，因此，那些富有和走运的人肯定会把他的教义视为洪水猛兽，预感到它会淹没他们的安乐世界，这是很正常的。耶稣要他们交出从社会利益中取得的少许的私人私产，加入到普遍的宗教生活的光明中。他好像一个令人害怕的道德狩猎者，要将人们从久居的舒适的洞穴中赶出去。在他所说的天国中，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特权，没有骄傲，没有优越，没有欲求，也没有报应，除了爱没有别的动机和回报。所以人们对耶稣的教义感到迷惘，并高声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他自己的信徒，也对他那毫无保留的果敢主张感到迷惑不解。祭司们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与耶稣是势不两立的，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至于罗马的士兵们，面对这一不可思议却又威胁到他们整个纪律的事物时，就只能用狂笑来掩饰自己的感受了。他们给耶稣戴上荆棘编成的王冠，穿上紫色的长袍，把他装扮成“凯撒”的模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认认真真地接受他的教义，就意味着必须开始一种奇特的、可怕的生活，并抛弃旧习，克制自己的本性与冲动，去寻找一种不可捉摸的幸福。
第24章 基督教义的发展
在《四福音书》中，我们可以了解耶稣的人格和教义，但对基督教的教义却不甚明了。在耶稣的追随者所写的一系列的书信——《使徒书》中，基督教信仰的广阔界限才被建立起来。
在基督教义创始者中，起到首要作用的是圣·保罗，他既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过他布道。保罗原名扫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因迫害基督门徒而闻名。后来他突然皈依了基督教，并改名为保罗。他智力超群，对当时的宗教改革有很深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他很精通当时的犹太教，拜日教和拜王教，并将它们当中的许多思想和概念引入基督教。虽然他并没有过多地扩大和发展基督的基本教义，即关于天国的教义，但是他教导人们，耶稣不仅是神所承认的救世主，是犹太人的领袖，而且他的死是一种牺牲，就像原始文明时代的牺牲的死一样，他的牺牲是为了替人类赎罪。
当几种宗教同时并存时，很自然，它们往往会吸收和借用别的宗教在仪式上及外在表现形式的东西。例如，在中国的佛教，它现在几乎是完全根据老子开创的道教来建立的，有与道教几乎一样的寺庙、僧侣和用品，然而佛教、道教的原始教义却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同样，基督教不仅采用了拜王教与拜日教中的形式上的东西，如削发为僧、供品、祭坛、蜡烛、诵经、为神灵塑像等，甚至还采用了它们的宗教用语与神学思想，即神灵死后重生并给人以永生，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别人对基督教的怀疑和轻视。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关于救世主耶稣与天父上帝之间关系的复杂的神学争论导致了基督教的混乱。阿利阿派认为，耶稣是神，但与天父仍有差距，他的地位应在天父之下。萨柏力阿派认为，耶稣是天父的另外一种形态，上帝是耶稣同时也是天父，就像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父亲和工匠一样；三位一体派有更加精妙的解释，他们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有一段时间，阿利阿派似乎占据了上风，但经过大辩论、冲突和战争之后，三位一体派的教义便成为了所有基督徒公认的教义。
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些争论作评论，毕竟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并没有耶稣本人的教义对世界的影响那么深远。耶稣的教导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开创了新纪元。他坚定地宣扬上帝是全世界之父，全人类都是兄弟；每个人的人格都应该是神圣的，都是神所居住的圣殿。这些主张对以后的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耶稣教义的传播，世界上确立了一种人之为人的新的尊严。虽然正如基督教的敌视者所批判的那样，圣·保罗曾向奴隶讲服从之道，但在《四福音书》中同时也明显地记载着，耶稣强烈反对人压迫人的现象，尤其是明确反对角斗场上违背人道的暴行。
耶稣死后的两个世纪间，基督教在罗马迅速发展，将一大批信徒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拥有新理想和新意志的新团体。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们对基督教的态度有所不同，有的敌视，有的却能包容。公元2世纪和公元3世纪，这种新的信仰开始受到压制；到公元303年以后，罗马的戴克理先皇帝在位的时期，终于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基督教会的财产被没收，所有的圣经和其它宗教著作被没收和销毁，基督徒不受法律的保护，甚至很多人被处死。对书籍的破坏更是惊人的，这说明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文字在凝聚新信仰中的巨大力量。这种“书上的宗教”，即基督教和犹太教是受过教育的宗教，它们之所以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能阅读并理解其教义。而古老的宗教并没有像它一样求助于人们的理性。在野蛮民族侵入西欧的混乱岁月中，正是基督教会，才使得各种学术传统保存了下来。
戴克里先皇帝对基督徒的镇压彻底失败了。在许多省份，镇压往往无效，因为大量的居民和许多官员都是基督徒。公元317年，伽利略皇帝重新颁布了宽容赦令。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罗马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对基督教十分友好，并在临死时受洗皈依为基督徒。他废除了所有神圣的称号，而将基督教的象征符号刻在自己军队的盾牌和旗帜上。
几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他与之竞争的宗教不是迅速消失，就是被基督教迅速吸收了。公元390年，皇帝狄奥多西拆毁了亚历山大城的朱庇特神像。从公元5世纪起，在罗马帝国中就只剩下基督教的寺院与牧师了。
第25章 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的分裂
公元3世纪，社会腐败、道德崩溃的罗马帝国又面临着野蛮民族的入侵。这一时期帝国的皇帝们都是好战的军事独裁者，他们经常根据自己的军事政策的需要而不断地移都。帝国的指挥部时而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时而设在今塞尔维亚的塞密安或尼西，时而又设在小亚细亚的尼哥米底亚。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城，过于偏僻，已不再适合做帝国的利益中心，因而正在日渐衰落。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旧平静如昔，人们出行并不需要携带武器。军队仍是唯一的权威。帝国的皇帝依赖其军队的势力，对其人民越来越专制；他们的政府也越来越像波斯和其他的东方君主政府。戴克里先皇帝就戴上了皇冠，穿上了东方的皇袍。
罗马帝国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建立了自己的疆界，此时，敌人已经从各个地方逼近而来。法兰克和其他日耳曼部族纷纷侵入莱茵河流域。在匈牙利北部是汪达尔人，在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地区是西哥特人，在俄罗斯南部是东哥特人，此外在伏尔加河流域是阿雷奈人。与此同时，蒙古人也正在向欧洲进军，匈奴人早就强迫阿雷奈人和东哥特人进贡，并将他们驱逐到西方。
在亚洲，罗马的疆域遭到了复兴的波斯王国的蚕食而逐渐缩小。在萨桑王朝的统治下，复兴的波斯王国非常强大，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它一直都是罗马在亚洲的一个劲敌。
在为重建庞大帝国的辛苦操劳中，君士坦丁去世了。很快，帝国的边境再一次被攻破，西哥特人几乎打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在亚得连亚堡大败瓦林斯皇帝，并仿效汪达尔人在庞若里亚的形式，在今保加利亚一带建立了定居点。名义上他们是皇帝的臣民，而实际上他们才是统治者。
公元379年到395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罗马，此时的帝国表面上仍是完整统一的。当时，统帅意大利及庞若里亚的军队的，是汪达尔人斯底利哥，统帅巴尔干半岛上的军队的，是西哥特人阿拉列。4世纪末，狄奥多西皇帝去世，留下两个儿子。阿拉列拥立长子阿卡丢在君士坦丁堡称帝，而斯底利哥则拥立次子霍诺留在意大利登基。换句话说，阿拉列和斯底利可两人都支持傀儡王子，为争夺帝国的统治权而彼此斗争。战争中，阿拉列攻入意大利，并在短暂的围攻后占领了罗马（公元410年）。
公元5世纪上半叶，蛮族入侵者蚕食了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全部领土，很难想像当时的世界形势。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在帝国早期繁极一时的大城市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贫困荒凉、人烟稀少、日渐衰落。城市生活贫穷、粗俗、动荡不安。地方官员借着遥不可及的皇帝的名义，宣扬自己的权威，肆意妄为。教堂仍然存在，但牧师往往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很少读书，更多的是宣扬迷信和恐惧。但除了那些遭到掠夺者破坏的地方外，书籍、绘画、雕塑以及其他艺术作品仍随处可见。
乡下的生活也在衰退，与过去相比，罗马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杂草丛生，凌乱不堪。有些地区因战争和瘟疫而土地荒芜，道路和森林中强盗出没。在这些地区，野蛮人入侵时往往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将自己的首领推举统治者，并常常加上罗马官员的官衔。如果这些入侵者是半开化的民族，那么他们也许会与被占领的地区订立宽容的条款，在占领的城镇，与当地人交流、通婚，甚至学习点拉丁语（尽管是有口音的）；但是入侵罗马不列颠省的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一些农业民族，他们不需要城镇，所以他们把不列颠南部的罗马化的居民彻底驱逐出去，用他们自己的条顿方言取代了原有的语言，这种方言最终发展为英语。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详细回溯各个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趁着罗马帝国的混乱，为了寻取战利品和舒适的家园而转战的情形了。这里我们仅以汪达尔人为例。汪达尔人是从日耳曼东部地区登上历史舞台的，如前所述，他们后来定居在庞若里亚。此后，大约在公元425年，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发现来自南俄罗斯的西哥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