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 >

第10部分

[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10部分

小说: [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后因人口问题被严厉批判,至1960年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我今年七十三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马本寅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定,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 
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急于想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罢,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卫生署一人来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如胡适所言:“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没。 
这个人真的是“天生的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是他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学生成为教授后,他创办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20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实绩的研究机构,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曰:“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然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南开似乎漠视这位老校长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留在大陆。但由于曾“一脚踏在臭水沟里”,1950年9月,当他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认为:“这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他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惨淡经营私立的南开学校,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却坦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