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时代-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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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剑”虽然人数少1万多，但并不表示“南剑”就比“北剑”差。要知道，“南剑”可是打下了整个贵州的，其中最经典的是围歼戴戡的黔军第二师的“綦江战役”以及第5师特战大队大队长白庆国率领120名特战大队战士追击戴戡的追击战，大大地打出了华军的威风。
蒋朝阳的布置与包惠的第四纵队差不多，也是以特战大队和师直侦察营开道，然后大部队跟进。惟一的差别是“南剑”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地是常德，而不是近距离的怀化。
从湘西到贵州，历来就是一条大路，虽然沿途并不好走，但比包惠他们“北剑”的路好走多了。湖北方面，从利川到万州，虽然也是一条陆路通道，但由于有长江水道的原因，使得这条陆路的战略地位相对而言还没有湘西到贵州再到云南的那条路重要。
在北洋国防军的防守布置上，湖北的兵力比湖南重得多，如果段祺瑞的第三军及海军从安徽赶了过来，包惠、龙鸣剑部将面临至少7万敌人的阻击。也因为如此，湖北方向的进攻需要一定的突然性和隐蔽性，哪怕占领船头的消息能够晚两个小时，那也极有可能意味着宜昌的敌人也要晚两个小时才能得到增援。
西元1913年4月16日，晚10点10分，早就潜伏在湖南新晃镇外的华军第五纵队前锋指挥官、华军第5师特战大队大队长白庆国以及副指挥官第5师直属侦察营营长陈斐接到纵队指挥部电令后，立即就命令所属迫击炮17门60迫，对着新晃镇的敌军开炮！
新晃作为湘黔路上由黔入湘第一站，曹锟到达这儿后也曾作过布置，布置有1个连的国防军以及1个营的湘军守备部队，总人数约600人。而华军开炮之时，城墙上只有不到一个排的士兵在值班。
随着60迫的轰击，一个作战小组3人拖着一个炸药包，在至少100挺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城门洞匍匐而去，这个时代的城门，如果没有直射炮直接轰开的话，还是炸药包最为管用。
几十个敌人，被17门60迫击炮轰炸，然后又被上百挺轻、重机枪扫射是个什么概念，如果硬要用两个字来表示，那就是强/暴！三个字就是“被强/暴！”
“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让这个湘西小镇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以后，这里的土匪将完全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湘黔之间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
有敌人逃跑报信，好，去报信吧！就怕你不报信！
“南剑”不怕敌人来阻击，就怕敌人闻风而逃。经过綦江战役，白庆国这类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战争狂人！
守卫新晃的湘军，先不说战斗力，就是战斗意志也赶不上鄂军，当城门被炸药包炸开之后，敌人要么是望风而逃，要么是望风而降，绝对没有那种从某个工事里甩两颗手榴弹出来的情形。
“南剑”一路以大炮开道，克芷江、怀化、泸溪、沅陵，4月22日下午，兵锋已经抵达常德城下。
从朱家场镇到常德近郊，华军第五纵队前后用时6天，穿越距离达300公里，平均每天行军50公里。在清末民初，这个速度绝对算得上“神速”二字。因为这是大部队，包含着大量重型武器、辎重给养的数万人行军，不是三五十人的小分队。
由于有袁世凯的命令，曹锟一直坐阵长沙。当怀化被华军攻克之后，曹锟立即命令国防军第一军第一师从长沙出发驰援常德。从距离上看，怀化与常德之间的距离要稍远一些，至少要远差不多两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国防军第一军第一师增援常德从时间上来说，是比较合适的。而国防军第一军第二师，本就散布在湘西大地上，防备着来自四川和贵州方向的进攻。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袁世凯“国防军”的编制情况，袁世凯的“国防军”其实直接脱胎于此前的清军新军的编制。清廷新军，每镇兵员为12500—12600人，每镇辖步兵两协（每协4038人）、马标（1117人）、炮标（1836人）、工兵营（667人）、辎重营（764人）军乐队（51人）。每协辖两标，每标2005人。每标辖3营，每营659人。营分4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14人。但实际编制中与此有出入，如河南编练新军时为节省经费擅将棚目兵从14人减至12人。
袁世凯将新军的“镇”改编为“师”，将“协”改为“旅”，将“标”改为“团”之外，其他的变化很小。如果更要说有变化，那就是每个师新编了一个警卫团，每个旅新编一个警卫营，而每个团则新编了一个警卫连，此外就是在在每团里面加了一个机枪连（27挺重机枪），步兵则由4个连改为3个连，而每个班的士兵则固定在12人。
也就是说，国防军一个师，除直属骑兵团、炮兵团、工兵营、辎重营外，另外的四个主力团是分成两个旅的。在前世，这种由清军“混成协”而下来的师下设旅的编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抗战时期和最后的国G大决战，连太祖的文章里都以消灭敌人多少多少旅为统计数字。
国防军这一改制，造成了一线士兵的减少，如果不考虑机枪连的因素，其战斗力实际上比清廷新军还有所下降。
北洋国防军大将曹锟带领第一军直属部队也随第一师也向常德赶去。而第一师的师长，就是著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历史，有很多惯性，并不是穿越者可以改变的。譬如历史上的1914年4月，曹锟将率吴佩孚等部驻扎在湖南岳阳，现在历史虽然改变了，但曹锟和吴佩孚都来了湖南，只不过时间提前了罢了。
常德，开始引人注目，因为“常德战役”这场华军与国防军的正面碰撞即将打响！
此役，国防军的兵力为曹锟第一军直属部队，一个警卫团（含1个重机枪营81挺仿马克沁重机枪）计3000人，一个军直属炮兵团2005人（装备75MM山炮48门），第一军第一师吴佩孚部12600人，重火力为75MM山炮48门以及108挺仿马克沁重机枪；第二师王占元部，本与吴佩孚部一样的编制，但在沿途损失了2000人，20挺左右的重机枪，因此其重火力只有48门75MM山炮，约88挺重机枪了。此外，还有湖南地方警备部队约12000人，分属于国防军各旅、团指挥。
根据以上数字统计，国防军总兵力约为40000人，重火力为132门75MM山炮，仿马克沁重机枪277挺。
华夏民族独立军只有28000人左右，但重火力却比袁世凯的“国防军”强得太多，计有105MM榴弹炮12门，75MM山炮54门，80迫180门，60迫（士兵近战支援火力，其作用相当于轻重机枪）145门，重机枪360挺，轻机枪2100挺以上。
两相比较，国防军只有75MM山炮比华军多78门，人数比华军多12000人左右。但其他任何方面，包括重炮、重机枪、士兵素质、训练水平、作战意志等，华军都强得太多；而且，华军还有国防军并不具备的射程约4公里的180门80迫，射程约2公里的145门60迫，以及有效射程在600米上下的轻机枪2100挺。
PS：今天凌晨时，千殇看到本书竟然在历史点击榜上列第11位，高兴了不到几个小时，呵呵，又降下去了……朋友们，雄起啊！
第184章 常德战役1
这仗还能打吗？显然，如果知道华军如此猛烈的火力肯定是打不起来的。但是，袁世凯不知道，曹锟、吴佩孚和王占元也不知道。
他们当然听说过华军的火力强大，而且有一种小型的曲射炮（迫击炮），但是，他们同样知道这种炮的射程只有不到2公里（80迫的情报还处于保密状态），而国防军所依赖的75MM山炮，事实上又比华军多甚至多一倍，所以，国防军为什么不能打？至于轻机枪对士兵的杀伤力，国防军的将士们自动就忽略了。
西元1913年4月22日夜，桃源县城。
县衙外的一条大街，华军第五师警卫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此时，县衙内一片通火通明，华军第五纵队正在召开团以上敌情通告会的战役研讨会。
会议由华军第五纵队司令蒋朝阳主持，蒋朝阳左手边，是第五纵队副司令、华军第五师师长周树勋，右手边是华军第五纵队参谋长罗成，第五师副师长吴雨、参谋长陈书同，独立第14旅旅长刘玄德、副旅长张家康、参谋长国学谦，第五师1团团长许宏亮、2团团长姜聪、3团团长王烨、炮兵团团长易斌，独立第14旅1团团长许多康、2团团长刘平、3团团长彭金明，以及第5师特战大队长白庆国、侦察营长陈斐、警卫营长范峻海、宪兵营长项宗明、工兵营长何凌云、辎重营长王守仁等21人参加，师直属参谋科、作战科、通讯科、后勤科等主官列席会议，担任服务人员。
师直营级干部，在级别上属于正团或副团，所以有资格参加会议。
参谋科和作战科人员，早就在墙壁上挂好了战区地图，与常见地图一样，用约蓝两色标识敌我，红色箭头代表华军，蓝色箭头代表北洋国防军。
会议开始，第五纵队参谋长罗成拿起一根竹棍指点着巨大的挂图开始介绍敌情：
“常德城内，此前驻有国防军第一军第二师王占元部骑兵团、炮兵团、警卫团、工兵营及辎重营等第二师直属部队约5000人；当我军攻克怀化之后，王占元师驻泸溪、保靖、沅陵、慈利、桃园等地的三个团约6000人迅速回缩常德。与此同时，敌驻长沙吴佩孚部12600人以及曹锟第一军直属炮兵团、警卫团共5000人开始向常德汇聚，与此同时，以常德为中心分布于各地的湖南地方警备部队共约6个团18个营约12000人也收缩回常德。在我们前锋部队抵达常德之时，正是敌第一军第一师辎重营进入常德之时。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国防军为了抵抗我军的进攻，布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沿沅江北岸布置，西起河洑山，东至五家咀、大关庙一线，其中，国防军在沅江南岸也布置有约8个营约4500人的兵力，这些敌人分布在东起邱家岗、三甲岗、二牛岗、龙甲山、牛铃坡、葛麻山、栗树山，西至茅岗坡、福家山等地，这些敌人，要么一连两连聚在一起，要么一营两营驻守一村，他们依山傍水，再加上这道防线除沅江之外，其他地方堤垸众多，水网密布，与贵州之战完全不同。
在河洑山阵地，经侦察，敌人驻军为国防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2000人，敌桃园民团1200人，敌炮兵营600人，敌人防守河洑山的总兵力约4000人，重武器75MM山炮12门，以及2个机枪连54挺重机枪……”
“国防军不是每个主力团只有一个重机枪连吗？怎么又钻出来两个连了？”第5师第2团团长姜聪突然问道。
“这个情况不清楚，估计是吴佩孚从其他团调来了一个机枪连，抑或从曹锟手上借了一个机枪连吧。”罗成解释道。
“姜聪，别打岔。”周树勋制止道。手下这些团长们，一个个真成了战争狂人，估计姜聪这样问的意思，是想抢下攻打河洑山阵地的任务。
“敌河洑山阵地，沿山坡挖了三道战壕；敌沅江北岸，主要依托天然河堤作为阵地，再退后一步则进入城区了。敌第二道防线则以城区为依托，在街口筑有重机枪工事，由于我们到达的时间比较晚，敌主要炮兵阵地目前还未侦察清楚。经过此次参战各部队参谋人员的商讨，我们认为，此战的难点有：第一，河洑山阵地易守难攻，而且又偏居城外，与常德市区之敌成倚角之势，可互相支援，假如敌山炮阵地布置得好，可全面覆盖沅江两岸，对我攻击行动将形成重大威胁。第二，河汊众多，地形不熟，不利我快速突进；第三，如敌不支，其潜逃之路难以预测，并同样因为治汊众多而难以围歼；第四，由于曹锟部的恶意宣传，常德附近民众对我军持普遍敌视态度，不利我取得民众支持。”
罗成说完，扭头向周树勋示意，表示自己完了，剩下的就是你们的事了。
……#……
与此同时，国防军也在常德市内召开战前动员会。
与华军体制不同的是，华军从成立之初就想建立参谋制度，虽然因为人员的关系没有设置参谋长，但各师至少设有参谋科、作战科等技术部门。
但国防军因为接受的是清廷北洋新军的体制，目前，虽然也设有参谋长，但参谋长的作用和权限都远远不如华军，所以，国防军的会议主持或情况介绍的人员并不固定，要么是最高主官，要么是次级主官，参谋长介绍情况的比较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世蒋中正的国民党军都没多少改变。
国防军虽然部队人数比华军多1万人，但能参加战前会议的军官却比华军少得多了，除了曹锟这个大佬之外，有资格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就是两个师长吴佩孚和王占元，然后是四个旅长，总数就7个人。而且，在军、师长面前，国防军旅长的身份就是“下官”，除了好的建议可以提外，“上官”的决定并不能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