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言情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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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发给衣：
【给你三个选择：
1。每月见我一次，再无其他要求；
2。给我60万，从此形同陌路；
3。给我30万，5年内把我调到北京，到时悉数奉还。
不回答也可以。等理清思绪，把这几年的种种写清楚，昭告世人时，便是我离开时。除了孩子，再无留恋，但也管不了了。只当我自言自语也行。】
22：01衣回复
【明天下午我找时间通话。别在短信中说好吗？】
22：17发给衣
【对不起，我恨我自己这么逼你。算了，别打电话了，让我自己慢慢排解吧。即使想不开，也别搭上别人，那太无耻……　】
2月20日，星期一，下午5点左右，衣打来电话，打的是临汾号18635743121，说了半个小时。期间，我直接问他聂是不是他找来的说客。他根本不想过多谈论聂。还骂了聂“他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说聂找我说那些实在是太明显（我和他没有什么冲突，他实在是犯不着那么关心我在京与否），衣就避开聂不谈。着重说姜海波是与我搞的专业、方向接近，怕我先进了编译局，影响他之类的。给我分析了半天，也哄了半天，总之不说是自己找这几人做我的工作。衣说：“你脑子好使不？我和他们什么关系？我找他们说让你走，我怎么说？说我们什么关系，说我们之间是谁纠缠谁？你要是认为是我，也太低估我了。”后来，说得我也半信半疑。最后，问我说那几个选择题怎么办？我都差点忘记了是啥了。真晕啊！（可见，我给他那几个选项，根本就是心烦意乱时的冲动，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然后，我说，那就作废。
通话后，他发给我一个“总结颂”的段子，逗我开心。
2月22日，星期三，上午、下午都有课。半上午突然情绪又不好，就又给他信息，说那三个选项，他到底选哪个？他回复说，在会上，别急，回头联系。下午4点多吧，给我发信息，说方便通话不？我说方便。打到北京号15011558110上。结果，他说怎么声音有点杂啊？（我家楼下就是马路，噪音有点大；我那会声音哽咽，抽抽搭搭的）问，还录音啊？我解释说，可能楼下有点吵吧，窗户隔音不好。让他打临汾的手机号。打来后，又聊了7、8分钟。选择第一“每月见一次面”。他还说，见两次甚至天天见都行。这两次通话，还提到工作的事情，就是将来留下的事情。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没有进脑子。还说，以后要好意思拒绝别人（指不要给聂写东西），不要给什么人都打工（帮忙写东西）。他说“大小姐，脑子进水了，好好往出甩甩啊”，就是哄我。反正，被他一哄就高兴了。
2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点多，衣发信息说，刘召锋昨天（星期四）拜访他了，说是我同学。我说是，在短信中简单说了下刘的情况。问他是不是局里今天开会了？他说是，“在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及课题组首席专家参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场面很大，中午陪一部分人吃饭，等等。衣问我在干嘛？我说刚吃过饭。他让我开心点。我说开心着呢。他说祝我周末快乐。我说，也祝他开心每一天。回复说谢谢。他说下午还有会（与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举办交流座谈会）。两人的短信交流感觉比较温馨，中午有点时间还和我说会话（但也不排除不放心我，担心我情绪不好）。
七、饮血泣泪再相逢
我是脱产博士后，理应在北京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北京了？被不明不白地外围施压之后，我竟然就被气回山西了。
2012年上半年的几个月时间，我除了上课时强打精神装出高兴的样子出去之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家里。
我要忍住伤痛，继续和衣老师“交往”，包括身体上的。除了些许自身的“思念”、“欲望”，我更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个男人。到底是善人还是恶人，要靠路遥识马力、日久见人心的功夫。这便有了泣血饮泪、强颜欢笑的再相逢。
3月8日下午，乘坐1164，3月9日中午快11点时到站，西西友谊532，这是我们第4次在一起。
衣11点多过来的，买的汉堡、蛋花汤、饮料等快餐。他进门后，我还在洗手间化妆。他从后面抱住了我，我说别急。他说，化了妆一会一折腾就没了。简单收拾一下我出来了。两个人拥抱着，互相很认真地看着对方。可能中间有过些不愉快与别扭，反而从心里来讲更近了吧。
饭后，常规运动。不过，这次我真正高了，他说我很投入，我带着眼泪在享受高潮。控制不住地喊叫，他用亲吻堵住了我的叫喊。他却没有射。说是因为前列腺肥大、钙化造成射精困难。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以生生死死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着片刻的欢愉？难道只有我被“感情”折磨得死去活来，才能激起他的爱怜吗？衣老师，我可以不要你的感情，但要平静的生活，好吗？已经走到这一步，我真是后悔万分。
下午2：30，我去局里5层会议室开会，他在局里也有会，我们先后离开的。拿给我两盒巧克力，“三八”的礼物吧；我带给他一些老家拿的特产。
这次的会议，也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读本一个会，参加者有李惠斌、张广照、席大民、杨学功、姚颖、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张梧、白云真等。会上，先是白云真、张梧就自己写作的读本进展及具体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是大家发言、讨论。中间姚颖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就先走了。不一会，局里其余的年轻人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悉数被叫走（被谁叫走的，我不知道）。我左左右右的座位全空了。该我说了，我说：“自己目前主要从事恩格斯思想的研究。说到恩格斯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作为“第二小提琴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因为做的贡献饱受非议，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有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来自学术领域的如谈到他对现世哲学体系尤其是东方哲学体系的影响，等等。我恰恰就是根据人们批判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还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来清理思路，找出研究的线索。现在我正在积累素材。”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错吗？！
我手头有一个课题论证（后来，我以“棱镜中的恩格斯及其原像——基于二重维度的误解及回应”为题目申报了第52批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至少可以得到二等资助的，我有这个自信！），题目比较“时髦”，内容就是要为恩格斯所受西马诟病的思想来作辩护的。问题式的研究更有价值，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天，在我的发言之后，好像会议气氛就变了。那些人都貌似在说学术，又好像不是在说学术。我发誓，自己真是就学术而学术的，没有什么弦外之意。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就不错了，怎么能有能力去顾左右而言其它呢？
文人，中国的文人，编译局的文人，终于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作肚里有学问。三句话不离马恩，但说的那些话让你难受得要死。如李惠斌说：“人家一辈子就是靠那个吃饭，谁也改变不了”，“纠缠有什么意思呢”，“要是做个老师还差不多，要是专门做研究怕是不行”；张广照说：“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一个好端端的学术讨论，最后变得话语、气氛诡异。说是晚上有饭的，我看气氛不对，自己主动说晚上有点事情就不参加了。李惠斌说：“好的，没关系！”我面带微笑起身告辞，从内心鄙视这些人。
李惠斌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万一对情势判断不准呢！）。他傲慢地斜视着我，说：“啊，我们过一段要搞一个调研，你帮着在山西做点问卷调查啊！”我客气地说：“李老师，没有问题，只要不是学术性太强我能力不及，您尽管说！”我接着说，“具体什么时候做，等我下次过来再说”。很明显，他马上身子直了一下，问：“下次是课题组的事情吗？”我微笑着说，不清楚啊（下次是什么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没有必要给他说）。带着一颗“骄傲”的、无法被伤害的心，我离开了那个屋子。
我真的能做到不被伤害吗？回到西西的房间，我就给衣老师发了条信息。告诉他，如果以后我再在编译局听到他们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就不客气了。始终被这种诡异的氛围包围着，任何人都会有思想压力的。怎么办？此情此境中，我只能隐藏悲伤，显露阳光。
3月10号，早上9点过，衣发来短信，我在洗手间没有听到，回复晚了。9点多我下楼去邮局买好当日下午4：20去太原的动车票。10点钟，他又来房间。我穿戴得整齐，以为聊会天就是了。他来后很自然地脱掉外衣外裤，然后又要开始运动。这是第5次，这次没有带套，中间我又出血了，几乎每次都有血（他让我去检查一下）。怕他这次再射不了难受，我说用嘴给他弄出来。他去洗了后，又带上套，最后好在是射了。接着又聊了一会天，说到局里和学界的一些八卦。“两会”期间，中午他要参加黑龙江团的活动，不到12点离开的。
八、努力平复创伤
从北京回来后，去医院作了妇科、B超以及TCT（检查宫颈癌的）化验。TCT要等一个星期才出结果，大夫说快速的怕不准确。
和衣在一起，几乎每次都要出血，鲜红的。在网上查了，很像宫颈癌的症状。妇检、B超都没有问题。只等TCT的结果了！等待结果的这一周，我心里充满了担忧。生活、生命该有多么美好啊，我还有很多的心愿没有完成，我还年轻！
3月22日，天下着小雨，我去医院取回TCT报告，没有一点点问题，完全正常。给衣发了短信，他晚些时候回复的，说是刚在中央党校做完报告，中间又发了几条信息，包括黄段子。见本邮箱网盘中的图片文件。
3月28日，上午上课回来后，忍不住给衣发了信息。第一条：是个段子“蔬菜水果哲学”。第二条，因为看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2012年期刊工作会议”这条新闻中他眉头紧锁，似乎不开心的样子。就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1点多，他打来电话，说没事，那会正在思考，而照片正好捕捉了这一瞬间，没有不开心的事情。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因为他的几句话，我就很开心，然后去上课。到了教室，收到他的短信，说那个蔬菜水果哲学的段子编的很有水平，说明生活中处处有哲学。一下午上课都精神百倍的。
3月29日，9点多，董莹（编译局博士后办公室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办公务卡（课题报销事宜需要用）的事情，我说委托原室友张萌萌代我填写单子吧。接着，董莹又说起了有关博士后的事情，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也已经把宿舍钥匙寄给她了，并且这个学期在单位上课，档案也没有到了编译局。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转成在职博士后，还特意说了不影响我读，但工资可能就要停了，发了的就发了；说自己也就是个办事人员，上边有领导过问这个事情，她也顶不住的。我就“嗯、嗯”着，听她把话说完。她说你能理解吧？（我理解什么？按照我原来的认识，是为了衣，我才回来；但想在看来，这个理解不对）我说，我明白（其实，我说的明白是说明白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件事）。
接完董莹电话，上网时又看到衣的照片，就不争气地哭了。觉得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啊！差不多中午的时分，我给衣和杨发了条一样的信息，征求他们关于转否在职博士后的意见。衣很快回了电话，说：“就是要转也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啊，你给董莹说，马上说，还没有和导师商量好，现在不能给她答复。”（语气很亲切，当然百分百站在我的立场上。）问我杨什么意见，我说杨老师没有回复短信。衣告诉我，杨去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答辩评审会了。
不一会，杨老师也打来电话，开口就说“你回来了啊？档案转过来没有？”我说：“因为一些事情，我这个学期在山西师大上课；档案没有办妥。”杨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需要局里出面的就开口啊。”我说：“我先自己去找校长吧，哪怕我给他跪下呢。这个博士后的机会难得，我不想就这么轻易地转成在职的，将来局里留不下，哪怕我自己找个二流、三流的高校也行，我就是想去北京。”（其实，说给杨老师的这些话，只是表面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被“绕”到现在，已是没有退路了！）还聊了几句有关社科评审的事情，没有细说。
之后，我给董莹发了短信，还打了手机，说了衣给我讲的意思。就是现在不同意转，没有和导师沟通好。董莹说：“现在我们人事部门的领导（估计是说的人事部副主任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