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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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回 王恩茂礼送叛国将 赵紫阳妥息逃港风
话说聂荣臻从扬声器里听到前线指挥员报告导弹发射失败的消息后，首 先想到的不是去责备研究人员，而是怎样鼓起大家的劲来。正在考虑的时候， 秘书又进来报告，钱学森来了。聂荣臻赶紧迎出去，钱学森正好从汽车里钻 出来，聂荣臻一把拉住他，看来看去，心疼地说：“学森同志，你瘦多了， 头发也掉得厉害，要注意身体啊。”钱学森叹口气说：“聂总，地地导弹发 射失败，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要向你检讨，请求处分。”聂荣臻说：“是的， 这次导弹发射是该有人承担责任，但这人不是你。”钱学森问：“那该是谁？ 我是导弹研究院技术院长嘛，我该负责嘛。”聂荣臻笑着摇摇头：“不对， 你不能负这个责任，该负责任的是科学研究的规律。学森同志，你想想，哪 一项科学研究不是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我看这次导弹发射成绩很 大。我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造出了导弹，把它打出去了，这难道不是胜 利。来来来，今天晋察冀老乡给我送来点野味，咱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导 弹发射干一杯！”
钱学森听了聂荣臻的这席话，心里不禁慨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聂 总也。他回去以后，领导科研人员日夜攻关，很快找出了导弹的毛病，地地 导弹发射成功。接着，地空导弹、军舰空导弹接连发射成功，装备部队。地 空导弹营接连击落窜扰大陆的台湾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聂总报请中央批 准，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以表彰他的突出贡献。
说话间就到了 1962 年 1 月，这时国内困难更加严重，内地逃荒的人群东
流西走，边界上骚动不安。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迫于形势，他不得不 同意立即召开全国四级干部会，检讨错误，总结教训。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 四干会的主报告先是由邓小平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中央并责成邓小平负责 准备这次会议。
此年，也就是 1962 年 1 月 11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 负责人，重要工矿企业负责人，部队高级指挥员共七千多人，是有党以来空 前规模的一次会议，以后通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邓刘主持起草的大会的主报告的草稿。这篇报告
写出来后，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交给大会讨论修改。经过七千人反 复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定稿，名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 为会议的正式文件下发给七千余与会者。
报告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报告虽然 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 是正确的，但着重点却分析研究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报告指出， 这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为：一、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国民经济比 例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大刮“共产”风，大搞平均主义，瞎 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 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大量增 加城市人口，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强调指出，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 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领 导机关。
l 月 27 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进行了解释，回答了党内思 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经过五年、十 年再来总结经验；现在不能套用缺点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 系的那种说法，从全国看，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造成经济困难的 原因，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讲着讲着，刘少奇扯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许 多是符合事实的，反右倾斗争搞过头了，扩大化了。为什么右派都让说话， 而不让彭德怀同志讲话呢——”
刘少奇又说：“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在于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一个 军事俱乐部，他们的反党活动和外国的颠覆活动有联系，是里通外国。”
林彪在座位上不动声色，悄悄地观察着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的反应，一 个主意悄悄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凡是中央犯 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最近几年 干过许多蠢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可是，中国的人 口多，底子薄，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 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 号。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 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要经过一些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 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
接下来，毛泽东又讲了一大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大道理，代表们对主席
的自我批评非常感动，要学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要付出学费的，现在学 费付出了，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可妥善地进行革命和建设 了。
接下来，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把党的领
导权集中于一个人，反对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周恩来在大会上讲 话，分析了国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总结了计划上高估产，高指标，缺 口大，基建战线过长，不切实际、过多过急地大办大搞等教训，提出了克服 目前困难的八条办法。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作了自我批评。
以后，陈云、朱德都在会议上讲了话。 对于他们讲话的内容，毛泽东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毫无疑问，
这些讲话使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受到损害。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发言，毛 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提醒人们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 推翻我们。
林彪明显地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刘、邓等人讲话的不满，同时他也从毛泽 东的讲话里领会了毛泽东的真正想法，1958 年的根本设想是对的，只是缺乏 一套具体合适的政策和办法。这固然是由于缺乏经验，还没有付出学费，同 时也是由于下面的干部胡吹胡说，欺骗了中央。想到这时，林彪明白了，又 一次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投资的机会到了。他看看其他人说得差不多了，便在
大会上说起来：“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经济困难的发生，不是毛泽东思 想不符合实际，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 的警告、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去做，那么就不会出现今 天的困难，就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
毛泽东望了林彪一眼，一种欣慰之感油然而生，林彪要讲的正是自己想 讲而不好讲的话。
林彪知道自己的讲话引起了预期的效果，又接着讲下去：“过去的工作 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 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与会代表 大部分都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许多人联想起历史，不由得对林彪的话产生 了共鸣。可不是吗？是谁第一个走上井冈山，开展红军运动的？是谁，率领 我们反围剿，打败白匪百万兵？是谁，在延安运筹幄帷，把握时机，把人民 军队发展到近二百万？是谁，指挥解放军以少胜多，仅用三年时间，消灭蒋 军八百万，夺取全国政权？又是谁，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几年时间， 就将一个混乱落后的旧中国治理得秩序井然，百业兴旺？不都是毛主席吗？ 所以林彪的讲话赢得了会场上猛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心里对林彪充满了感激，当自己处在困境时，不 是刘少奇，也不是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朱德、陈云，不是他们，而正是 林彪，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八大 前，自己提名林彪当党中央副主席，真是太对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各种经济政策都一一落实。
在党的领导下，全中国人民都在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而行动起来了。 此年，也就是 1962 年 5 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
组起草的关于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
济：一、从 1961 年到 1963 年 6 月，精简职工两千万，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 百万。精简的职工和减下来的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既减轻了城市供应的压力， 又为农村输送了近一千万劳动力；二、停建缓建基本建设项目，1962 年施工 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基建投资由 384 亿元减少到 67 亿元；三、调动全国 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尽快解决吃饭问题；四、缩短工业战线， 对一些效益不好或目前非必要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降低工业生产指 标。1962 年比 1959 年减少企业数 38％，钢由 1866 万吨降为 667 万吨。对石 油、原煤、支农产品则予以加强。
七千人大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加快了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
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工作，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六百多 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大部分都在 1962 年被 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摘了帽子的人的政治处境和工作待遇稍有改 善。
这些调整措施的每一项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以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 万人为例，二千六百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么多的人口一下 子要从城市下到农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其困难和复杂可想而知！ 由于党的崇高威信，这么一件大规模的下放城镇人口的工作在两年内迅速地 完成了，基本上没出什么乱子。
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1962 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 产开始回升，经济困难迈过沟底，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开始逐渐得到克
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途径 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快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出 发，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为此拼命奋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大跃进期 间完成的一些好的农田水利工程以后发挥了好的作用，兴办工业企业也为一 些落后地区发展工业播下了种子，如此等等，都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全党 缺乏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加快迅速完成， 又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1956 年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 急躁冒进的意见还能给予尊重、或是容忍妥协，经过反右派斗争和严厉批评 反冒进以后，家长制、一言堂作风在党内盛行，终于导致“大跃进”的灾难。 这个问题不解决，还将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尽管实行了这些重大的调整，但粮食不会在一天之内长出来，刚刚迈过 经济困难的沟底的 1962 年的春天，是最难熬的一个春天，许多省份，逃荒的 人群络绎不绝，住在边境上的人，则开始往境外逃去。
首先是中苏边境上出了问题。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撕毁合同， 撤走专家，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1 年 10 月，周恩来应邀出席苏共 22 大，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带头攻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为中苏分歧说了 公道话的阿尔巴尼亚党，周恩来当即站起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不待会议开 完，周恩来果断地离开会场，提前回国，以表示对苏共错误作法的抗议。毛 泽东破天荒地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刘少奇、朱德也都陪同毛泽东迎接周恩来 归国。自此以后，苏联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1962 年春，他们乘 中国春荒严重之机，指示苏联驻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领事馆和伊宁市领事 馆，秘密利用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