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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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重复地表明他的决心，要派一个营过河去占据塔格拉山脊的一个阵地。（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看见远在对面山坡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是在嘎坡山口一拥错山脊顶峰线下面的某处。此处在我们的示意图中标记为僧崇＇Sinjang＇——或者像有些人拼写为“Tseng Jong”。）
我猜测比吉·考尔想作出一个“姿态”，去安抚德里当局，而派部队去到河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个答案；但是，我企图劝阻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我说，到现在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接受克节朗河作为事实上的边界，达尔维在那天傍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如果现在我们派大批部队过河去，中国人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谈到深夜，虽然我极为需要一点睡眠——不像比吉，他似乎是那样一种人，能够只需极少的睡眠。最后我劝他，首先只派一小股部队，比如说一支有限的巡逻队，试探渡过克节朗河，并观察中国的反应。说到这里，我睡着了。但是比吉不时地继续唤醒我，要讨论他那兴奋不安的脑子所想到的种种方案措施。我认为他是通霄未眠。
在此，我愿说明一点。考尔在他的书中，企图为他决定派部队过克节朗河作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这一行动是9月28日达尔维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说，派一营部队去塔格拉山脊，他仅仅是批准一项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们两人都十分明确地和一再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这类的行动；我们也说明，那个所谓的“计划”，事实上是在森将军的强迫下，仅仅是一纸虚假的编造。我们还明确地指出，在当时派部队过克节朗河，十之**会导致大灾难。然而，考尔觉得，他必须吹牛皮，从而表示不辜负克里希纳·梅农和尼赫鲁先生对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对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征性的进攻，然后脱身而去（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他的确脱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却没有能够逃脱）。
10月8日，匆匆吃过早饭之后，考尔又同军官们和熟悉地形的低级指挥官举行一次调论会。他特别倚重莫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这是第一锡克联队的军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尔最后决定，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乔杜里少校带领50人渡过克节朗河，进行一次强大的“巡逻”，并在憎崇建立存身之地。
乔杜里少校带领着他的部队很快就开拔了。我们注视着他过了河，并开始上山。到下午，我们得到他的报告说，他已在僧崇安置下来而没有遭到反对。考尔立即拟电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报，把这一行动通知他们，并且另派一个通讯员把消息带到第一号桥电台（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中转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尔的军部）。
我惟恐考尔由于他的军事“成功”太兴奋，便又把他拉到—边，企图劝阻他，改变他关于继续留在克节朗河谷的决定。我要他批准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在那里我们能够占据更多的战术上可以设防的据点。考尔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第七旅在河谷下面占据的阵地，是不合战术要求的，是危险的；但是他说，他觉得在此情况下，他的唯一选择是向前推进到塔格拉山脊，而不是后撤。在我继续同他争辩之后，有一会，他同我的主张非常接近，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去，我甚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达尔维。然而，过了一会，考尔收回他的决定，重申他决定留在河岸线，并且在一两天内，派一个营进占塔格拉山脊。
在10月8日余下的时间里，考尔同达尔维围绕着我们的哨所走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强烈批评达尔维，不应选择这样暴露的阵地作为防御工事。达尔维企图指出，不是他选择了这些阵地，甚至到现在还是他在要求撤回到南部更高的山坡上，建立较好的阵地。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两人的争辩已成了循环的论证，双方似乎都已放弃客观冷静的估计。
当达尔维把比吉对他的批评告诉我后，我尽力规劝比吉。说来也奇怪，比吉同意我的看法——选择扯冬这个不合战术要求的地点，可以说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较好的阵地位于南方。但是，又一次使人恼怒的是，不论他多么不赞成现在暴露的占领线，他还是不采取向后撤的决定。我把同比吉谈话的大意，传达给达尔维，而且我尽力使他放心，以提高他的信心。我说，我确信，考尔最后会同意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高地——然而，最终我未能使比吉这样做。
这时第四军的“马戏班子”开始零零散散的来到了——卡·卡·辛格准将、拉加瓦德准将、二号参谋官和其他人。颇不容易为他们分配掩蔽洞子，但是最终我们全部进到洞里，挤作一团去休息、度过我们在扯冬的第三个夜晚。
9日，我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日子。比吉·考尔还在为他的“成功”而得意洋洋——中国人对于他的僧崇行动一直还来作出反应；而且他急于想在第二天，跟着再派拉加普持联队的一个营去僧崇。我们去看望指挥官李克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他们全部沿河岸在我们的下面露营。李克没有多少作战的经验，但似乎有信心而且很果断。但是，对于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是否可取，他也不能不抱有相当大的怀疑。他的一营兵力是，仅有大约400人——大约相当于半个营的兵力，而更使人担忧的是，他的士兵如同在僧崇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一样，只带着一袋子弹，没有弹药补充的储备。他们没有中型机枪，只有很少的三英寸迫击炮弹药，而且到明天，他们只有两天的口粮了。当然，我们已经安排，把更多的补充供应，由脚夫背上去，送到僧崇下面，过了木桥到他未来的营地，但脚夫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总之，供应线决定于空投区的情况和天气。所以整个后勤上一系列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考尔决定，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于第二天早晨过河去（10月10日，政府提出的“预定日期”），并且在塔格拉山脊建立阵地。这是考尔用以讨好梅农和尼赫鲁的“姿态”。
我必须谈谈关于我在扯冬哨所会见的指挥官们，因为尽管对于普遍的缺乏准备，我们都感到令人痛苦的忧虑，但是他们执行任务的那种冷静而有信心的态度，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已经提到过李克，旁遮普联队的米斯拉是第一流的领导人才，并为我们全体人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7日那一天，他自告奋勇，为我们一伙人作向导，从第一号桥把我们引到扯冬，然后，他步行回到自己的哨所去。此后，他每天到我们驻地走一趟，在夜间再返回他的营部去。此外，他的部队士气是好的，这主要归功于他。
另一位指挥官是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他的身材高而瘦，看样子像是一个坚决的锡充军官。从他到达之时起，他就不遗余力地忙于安顿他的部队。这些部队还穿着夏装，因而他选择离我们南边有几百码的地方，建立一个隐蔽的凹形防御工事，让他们全体下去，进入阵地。他的部队有很多人染上了肺水肿和肺炎，必须撤到伦坡去，有些死在路上（撤离重病号的唯一办法，是沿着小道，由人半背半扶，或者用树枝临时扎成的担架，运上陡坡，送到哈东山口）。但是，他没有为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情所惊扰，也没有太大地影响部队的士气。
当然，部队没有任何挖掘壕沟的工具，因而掘进岩石地面是办不到的。部队所建立的阵地，是边界式的圈地——就是从河谷取石头筑起矮墙。我们到几个营地转了一圈，我所能说的是，不论高级司令部干了什么蠢事，把这些营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这些营都尽了最大的职责，功劳应当归于这些指挥官和下级军官。
即使在扯冬举行的多次会议和非正式的讨论中，这些指挥官从未对供应短缺的情况“抱怨”。他们倾听，表示坚定的意见，不管有多少困难，总是准备在绝对的逆境中尽力而为，我对他们全体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我抽空洗了一次澡。部队其他人员，如同士兵们通常做的那样，到河边去洗澡，用河里冰冷的水冲洗。我不要那么吃苦。阿萨姆联队的厨房给我烧了一桶热水，我彻底洗了一次海绵擦身浴。我们不得已，一直是穿着皮靴和衣而睡，不曾带来任何换洗的衣物，即使在这样的冷天，能匆匆擦洗一次、也是好事。
在吃了一顿罐头土豆和大饼的午餐（官兵们一日三餐的食品都一样）并且喝了一怀热茶之后，考尔和我退到我们的小掩蔽所躺下睡觉。每人只有两床毯子，一铺一盖，再盖上我们暖和的军服，还不觉得太不舒服。我记得，当考尔继续他的独白时，我不停地打盹儿，偶而他的问话突然唤醒了我。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营地有一阵骚动，我们全都仓促走出掩蔽所。引起这一切惊恐的是由于在对面塔格拉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一列列的火炬队伍，所有的火光都向山下移动。然后横过山脊从我们的右边到左边——那就是说，总的方向是走向僧祟。这是一种可怕的奇异的景象，我不知乔社里和他的部队在僧崇如何感受。不久之后，我就勿庸置疑了：来自达尔维的消息说，乔杜里已经报告，大约有一营敌人正在黑夜里集结向他们进逼，而且他估计到黎明敌人就会展开攻击。
一面想着明天的惊人前景，我们转身进了洞：我终于抛却思念入睡了。而比吉陷入了忧闷的沉思，因为火炬队伍的景象，已经驱散了他的全部“得意”。
第五章 中国第一次攻击——10月10日僧崇哨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10月10日——我从隐蔽所里爬出来，看看有什么动静。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塔格拉山脊较高的山坡，被成片的阳光照亮了；但是我们在低处，当然还很暗；只有中午时分，我们山谷里的大片地方才有阳光。我看不见对面中国哨所有任何动静。好像那天早晨他们全都下山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在厨房为自己泡了一大杯茶，喝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地堡”去盥洗。比吉已经起床，正对着安装在杜鹃花丛上的一面小镜子刮胡须。
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拉加普持联队的几股部队，沿着克节朗河南岸向上行军，向第三号桥走去，他们正在去“木桥”的途中，那里是他们的过河点。我对比吉说：“我敢跟你打赌，一旦他们开始过河，马上就被射击。”这只增加他的郁闷，所以我不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从节骨眼里感到危险。
我盥洗完毕，正在犹豫不定，是不是匆匆洗个澡。这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听到河谷对面密集的枪声。我们沿着陡坡向上跑，站到制高点上；但是未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任何的行动。枪声继续在响，既有自动步枪声，也有步枪声，间或还有迫击炮的连发射击。然后，在天空线下中国阵地的较高处，我们看见中国的野战炮，正从他们伪装的隐蔽处拉到外面来。仍然看不见僧崇的空旷地附近较低的山坡上有任何动静。我们争辩着，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是否应该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但是。爬了几个山坡之后，放弃丁这个打算：森林太密，无法看见。
中国人没有开火，但是我们清楚地看见川流不息的中国部队沿着天空山顶轮廓线向下移动。离这么远看，他们好象成行的蚂蚁爬下蚁冢。我们看见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三干人，当他们到达树林的边沿时，就看不见了。
达尔维发出一道“固守”的命令。我们看见我们的部队蹲在“围墙”中，隐藏在他们的武器后面。他们用武器作为隐蔽，从山谷对面较低的山坡就看不见他们。在这里，我们还看不见有任何行动，但是中国部队一定在黎明前就坚守在阵地上。
我预计中国可能随时过河来袭击，但是他们从未这样做。在大约半小时以后，枪声开始渐惭地消失；然后是完全的寂静。这是出人意料的：在那次激战中，僧崇的部队在二、二十分钟之内，弹药就用完了——我们在各处的战斗潜力都是如此。
同时，达尔维收到僧崇通过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哨所发来的电报。无线电的初步报告说，受到了大约600中国人的沉重打击。我们得知，第一次冲击被打退了，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是后来的攻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并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然后，乔杜里发来呼吁电，要求从我们的主阵地给予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
关于如何对待要求支援的呼吁，是应该稍加说明的：战后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所以，我必须说明，达尔维对于呼吁要求机枪支援，是不便作出反应的。
达尔维的驻地是山谷的上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