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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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陆军总部在军事秘书的办公室会见莫梯·萨加尔少将。我知道莫梯是一个明智的、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不久以后他出任总参谋长）。他以通常的礼貌接待我，详细地同我会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听我说完。作为军事秘书，他不大接触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陆军总部的主要参谋官要轮流地向我查询详情，搜集关于东北边境特区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结果，从未有人找过我）。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最不愿意在德里长时间闲荡。他答应尽力而为。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任职的命令，陆军总部也无人召见我进行查询，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兴，接到了第四师我的部下各级军官写来的无数信件，表达他们对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对于一些达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捂，我不能无动于衷。陆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作战中错误的指挥，实在令人吃惊——还把第七旅和第四师作为柔顺的替罪羊——他们感到自己有罪。
看来，从未向文职人员说明惨败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内阁部长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也很无知。因此，我终于去见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发现他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一般情况相当熟悉。我把全部有关作战的内情告诉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国人突破卡门边区，形势将是多么严重。我强调，我们绝不容许再重复在克节朗河发动的那种没有计划的、没有后勤支援的军事冒险。在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点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说服总理——或者，究竞他是否去试一试。
我决定去拜会约翰·达尔维夫人，并尽力安慰她。我告诉她，约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并向她保证，中国人会把他作为战俘正确对待的。（另一个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萨姆步枪队指挥官的妻子，为了减轻她的忧虑，我去劝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听到阿萨姆集市上的谣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则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处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消除她的忧虑的。）
我很想去加尔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为他的儿子马哈比尔于10月20日阵亡了；但是我不能纯粹为了个人事务而离开德里。我只有努力寻找曾与我侄子一同作战的人，证实他死时的情况，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才从第九廓尔喀联队的一个上士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况。当马哈比尔在战斗中死去时，他们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当时马哈比尔属于第七旅旅部，被选派作为联络官去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当20日早晨发动进攻时，他在营部，他使用一挺轻机枪。有两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亲自护送伤员到团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向敌人射击。最后，当他正在用机枪射击时，被中国人投入防御阵地的一颗手榴弹炸倒了，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死去了。（如前所述，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后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1962年11月6日，大约在下午7点钟，印度总统的军事秘书哈尔·纳拉茵·辛格少将打电话给我。虽然哈尔·纳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我一度同属一个步兵营，但是以后再未见面。他告诉我，总统立即要见我，谈谈有关最近的战局。我很礼貌地告诉他，我已把我的报告交给陆军总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说他会去取这个报告的，但是还是叫我立即去总统府。当我问他，未得到陆军总部的批准，我去见总统是否符合规定？他肯定地说，正式手续会照规定办的，叫我不用担心。我被告知，不必穿军服。根据电话的通知，我就到总统府向哈林·纳拉茵·辛格报到。
我被引进去见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因为他不舒服，他穿着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礼貌地、非常谦虚地接待我。他对自己服装不整和如此紧急通知我前来，表示抱歉。
然后他说：“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查利哈先生曾来看我。他告诉我，你们的部队没有弹药，没有冬衣，没有皮靴，有限的口粮，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前些时候，我曾请克里希纳·梅农来，但是他告诉我，部队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衣服和口粮，并且说是陆军主动决定进驻克节朗河河谷的。”他又说，“我要知道他们两人谁说的是真话。德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弄清楚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请你把所发生的情况确实地告诉我。”
我向总统简要地叙述了我的前线部队所经历的前后过程，我尽力不使我讲的故事沾染上我内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给养令人绝望的情况。我又说，“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部队的弹药，不够半小时的战斗之用。在我们的前线，没有运输工具，因而我们仅有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靠部队随身携带。我们没有雪衣，在许多场合下，连平常的冬衣也没有，有些部队，特别是廓尔喀部队，还穿着夏季军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国人进攻以前，我们有好几个星期只发给降低标准的口粮。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在战术指挥上，也从未给予我们任何的自由。我们的一切要求，如让我们自己选择地形建立防御阵地，都被断然拒绝了。我们奉命继续留在一条暴露的河岸线上，没有铁丝网，没有地雷——连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没有。远在中国进攻以前，由于地处高原和严寒侵袭，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伤亡。当中国人终于进攻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弹药用完以前，进行几分钟的射击。我们没有大炮，没有空中文援，我们被困于很不利的阵地之内。”
总统显然很激动。他说，“听到这一切，我很震掠；不过，我对类似这样的情况，确实曾经怀疑过。当克里希纳·梅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头脑常常有些糊涂，现在他是处于混乱之中了。”然后，总统叫军事秘书取来一张地图，让我概略地讲解作战的具体情况。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说：“我确信，你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权利派遣军队担负这一使命。看来我们是疯狂地迷恋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争议的领土。尼赫兽说，‘我已命令陆军把中国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吗？这是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吗？我将尽早到东北边境特区亲自去看看。”
我在介绍情况中，指明中国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时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项要求，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定谁应当对这一切的失误负责。
总统结束会见时说，他对于我的部队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他又说，一有机会他很快亲自去东北边境特区。
然后我向总统告辞。我不能不看到这位伟人面容上所表现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态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队受到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应当负责的人们，现在面对由于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却逃避责任，而且竟在谎言的后面寻求庇护。我抱着极大的期望，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将来在军事行动的大方向上，能够以更可信赖的姿态出现去指挥作战。我甚至盼望在野战指挥部的结构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总统视察了东北边境特区，但他的视察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陆军总部还没有召见我进行查询。实际上，见我的唯一高级军官是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值星参谋官古马拉曼加拉姆中将，当我去见他时，我颇有点失望，因为他只要听我讲在达旺前线的作战情况。对于这次战役从作战或后勤方面进行分析的问题，他没有对我进行查询，而仅仅是对过去三周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闲谈”。
11月15日，我听说委任我为乌坦浦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十五军的参谋长。这个军负责在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前线和在拉达克的中国前线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对这一任命是颇为高兴的。
11月15日，消息开始走漏出来了，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要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在瓦弄。我们的部队正在坚决抵抗，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给养（瓦弄也象在克节朗河前线一样完全靠空运维持），慢慢地被推向后退。的确，瓦弄在今后两天内就要陷落。
第二天从色拉前线传来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来，已经听说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达旺的小道修建成为可行驶机动车辆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传来消息说，中国要在色拉发动进攻。这时正是谣言四起的时候：卡门边区已被窜犯；中国人就要走出山谷进入阿萨姆北部平原。那时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惨日子。
在拉达克，中国也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因此我得到紧急通知，要作好准备调到乌坦浦尔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陆军总部——这次是到军区司令的办公室，去见我的新的军区司令达乌莱特·辛格中将，他的西部军区司令部设在西姆拉。当我在军区司令接待室等候时，川流不息的高级军官出出进进，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惊人的消息。我继续观望和倾听着，但是我决定在未见到新的军区司令之前，我不要过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响。谣言能够使人上瘾。
最后，塔帕尔上将和达乌莱特将军同几位高级参谋从里面的密室出来，他们的面容都是严肃的。达乌莱特将军把我带到一边说：“但愿我能给你一次较为愉快的欢迎，可是我恐怕要派你到一个正在崩溃的防区去。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和邦迪拉都已陷落。在拉达克，情况也并不好些：我们已失去大部分的哨所，看来楚舒勒也差不多完了。你最好直接去乌坦浦尔。比克拉姆·辛格将军会欢迎你的。”他显然是一位正遭遇到困难的将军，但是他的礼貌丝毫末减——这同我以前的军区司令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离开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深深陷入忧虑之中。我简直不能理解色拉怎么会陷落。中国人没有时间组织一次强大的师级规模的协同一致的进攻。他们是如何突破色拉和申隔宗防线的——我所计划的两个强大而新近到达的旅，驻在显然是不可攻破的山岳上，当时又有充足的弹药和口粮。再说邦迪拉，中国人怎么能从色拉如此迅速前进而发动另一次进攻？这全是不解之谜——很多个星期，对于这可耻的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我解答不了。
我回到家里，整理了行装，乘晚班火车去帕坦科特。次日早晨，由我的新长官比克拉姆·辛格中将、第十五军军长派来的一位参谋迎接我。我们乘车去乌坦浦尔，正好听到最新的消息——中国已宣布停火，并且单方面撤到“控制线”。我们的耻辱算是彻底了。
我是为了要记述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现在就要写完了。而我还有一点要写，就是曾经多次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东北边境特区出了什么过错，导致了我们的部队在打中国人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不中用？推应负责，把他们推上高山地区去打仗，而又不给予足够的支援——是由政治家还是由军队的领导人负责？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是一个军人写的故事，因此我试图从一个野战指挥官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关于政治上和外交上对于这次冲突事件的处理如何评价的问题，则留给当时接近当权走廊的其他人士去评论。可以肯定，在各级领导上都犯有错误。但在东北边境特区军事战线上的戏剧性的崩溃，却是充分反映了我们政策上的空前未有的失败。那一次崩溃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真正的震惊——比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的失败更加严重；所以，对这一次的崩溃，需要加以解释。
我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作战，造成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托拉特将军离开现场以后，在德里与战地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形成了真空的局面。东北军区司令部应该作为政府与前方部队之间的枢纽，但是它没有尽到职责。费解的是，新的军区司令和他的高级参谋，竟玩忽职守，不与部队保持接触，不去了解地形，不懂得部队与地形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结果是在扯冬事件开始之后，对于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