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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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以防中国的侵略。它所负责保卫的边境，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处，延伸到西部的锡金，长约400英里（不丹除外）；负责的整个防区，约为35000平方英里。从阿萨姆平原到边境无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给养，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为，在地面上，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沿着羊肠小路步行，连驴子都不能通行。
“边境修路组织”——代号为土斯喀（Tusker）——建立了起来，指挥部设在提斯浦尔。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项任务是，在卡门边区要完成从提斯浦尔经过邦迪拉和色拉通到达旺长达200多英里的道路。这些山区的降雨量，每年从l00到150英寸，土质松散，容易塌方。在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带是原始丛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条直线爬上高山地区，一般要穿过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难。
我们缺乏各种类型的设备，除了一些西藏难民之外，当地没有劳工。然而，到1962年7月，载重3吨的车辆可以行驶到邦迪拉，离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萨马里北部的营地相伍70英里。过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载重一吨的军车可以跨过色拉山口行驶到让；从此起，只有吉普车可以穿过最后的16英里到达达旺。而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虑到这样艰难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各种困难，“边境修路组织”的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设备，他们的成就一定会更大些。
由于交通困难，妨碍了第四步兵师的部署，使它不能成为紧密结合的一支部队，而是分散在各处。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驻大吉岭），为了讨伐那加（Naga）①的叛乱，已被调到曼尼普尔，并且归属于第二十三师了。第四师下辖的，大部分单位和他们的装备，都分散在提斯浦尔及其周围。部队要为自己建筑住房，这里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师以前在安巴拉时，已经用了两年时间为自己建造兵营。这种任务，既不为他们所喜爱，也不能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所以，这次交下来的建房杂务，情况决不会比过去好些。
修路计划逐步地进行下去，得到了空运的方便，开始把部队调进山区；自然是步兵优先，但是他们得到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政策，因为后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据和平时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强维持；根本谈不上提供战时的给养。至于医疗条件，伤病员由山区送到提斯浦尔，要用几个星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直升飞机；也只有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飞行，而这里的好天气是罕见的。大部分的供应给养，要靠空投；不论是私营的航空运输公司，还是印度空军，尽管他们勇敢努力，然而总是因为物资不能及时运到而误事。
回顾起来，我必须强调，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也是花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制定计划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的。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文援的作战计划。
1962年5月，当时，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师接替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将。我在去阿萨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报到，并听取情况介绍。在这次简况介绍会上，没有提到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兵力，却详细地谈了“昂卡尔行动计划”及其进展情况。“昂卡尔行动计划”是一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要沿麦克马洪线从西部的兼则马尼到印度西藏缅甸三方交界点，建立阿萨姆步枪队准军事哨所。这项计划规定：在1962年7月底必须完成。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由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用一支蓝色粗铅笔，在一张没有经过测量的地图上，从兼则马尼正北面的一条不精确的喜马拉雅边界线。在当年，很多领土未曾经过探测，而麦克马洪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就从兼则马尼到东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画了一条蓝色粗线。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画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测量官员在即将结束此项令人赞叹的画界任务而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一个美丽的门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画界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测量当局不顾地面上的实际特征，就用一条直线把军事地图上标号为MM7914的一点与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点连接起来。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从未521正过这一明显的错误。显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没有作好他的专业工作。这一疏忽是不能轻易加以原谅，或者辩解过去的；主要由于这一错误，造成了关键性的争执，后来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战争。
虽然“昂卡尔行动计划”在边境上的哨所，最终将由阿萨姆步枪队去驻守，但是实际上这些哨所势必在印度陆军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哨所驻有一排人，并且几乎全靠空投供应。（这些哨所的定点和确切位置，主要由情报局而不是由陆军决定。）
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驻扎一排人的哨所，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从战术上考虑，在适当的纵深地区，建立营或者至少连的阵地，从这些阵地派出正规的巡逻，直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我强调这样会使这些哨所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和政治—七的价值。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应该在陆军的管辖之下，把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当”，并由军队指挥和控制。我听说这两项建议都受到认真的研究，但是，只有总理的决定，才能算数——总理的决定是：在麦克马洪线上的35个哨所，已经定点，要不惜一切代价并在规定限期之内建立起来。我受到警告说，这是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看来陆军在拖后腿。
我到陆军总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感到严重的担忧。我离开德里之前，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的住宅会见了他。他也强调执行“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迫切性和政府对计划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飞往提斯浦尔，于当天下午到达。当时雨季达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个团服役过。各旅旅长和大多数中校级的指挥官与参谋我都认识；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来到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中，感到轻松愉快。
我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队的问题，然后听取了师参谋部的详细汇报，他们的计划是根据陆军总部情报处的报告和指示制定的。然而，这些计划落实到地面上，就难以实现了；因为修路计划没有按期完成，而且即使在开始部署的阶段也不能经常得到空运的必要保证。
我的师沿着北部边疆广泛分散到各处。第七旅下辖两营步兵，一团炮兵（18门炮）和一个重迫击炮连，安置在色拉的前沿，离提斯浦尔23D英里的达旺地区。这些部队只有轻装备，弹药只够一天战斗之用。事实上，这仅仅表示地面上的人数和需要供应食粮的人口，而不是能够进行持久战的兵力。在雨季期间，通往邦迪拉的路上，有几处常常出现许多断裂陷坑；而过了邦迪拉，几乎就无路可走了。达旺附近的一个直升飞机场还正在修建中。
在洛希特边区，由第五旅旅部管辖的驻扎在瓦弄的一个装备很差的营，只有六支枪。到瓦弄去，既没有大路，也无驴子通行的小道；只有一个紧急时备用的简易机场，能接受直升飞机和单引擎六机座的水獭式小飞机，这就是仅有的后勤联系。
第五步兵旅旅部在拉金普尔②，离瓦弄200英里。第十一步兵旅，前面已经提过，被调到曼尼普尔，完全陷于对那加的作战中。因此，我的师只部署了两个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而这两个旅中的六个营，只有三个营驻扎在山区。
师部的汇报主要集中于“昂卡尔行动计划”要建立35个哨所的工作进展情况。有趣的一点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高当局竟未下令在兼则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脉建立哨所，这是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这就留给第四步兵师由自己负责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娘江河以西）建立一个哨所。从此，开始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纠纷。
我很清楚，建立和维持“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会占用我师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虽然在名义上陆军不负责这些哨所的行政事务，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经验使我深信，除非阿萨姆步枪队和情报局的哨所受到严密的监督和管理，否则他们很容易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
当天气许可的时候，我乘飞机巡视了梅楚卡，阿龙，达波里约，都登，济罗，特沮和瓦弄。我由陆路去达旺，旅途中轮换着乘吉普车、卡车，骑驴和步行。道路不适宜于正常的交通运输，直到雨季结束为止；而要等到雨季过后，就将进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视的每一个地方，都同当地的指挥官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和行政管理问题。我发现他们全都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极为忧虑；空运紧急储备物资的计划被打乱了。在结束对这些地方的巡视之后，我同意阿·辛格将军告诉我的关于“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后勤任务之艰难。
然后，我专心研究现有的情报资料。来自情报局的每日报告，没有实用的价值，它一般只报告肉眼可见的各地零散的一些中国土兵的活动。我自己师部的情报人员几乎每天收听中国的广播。经过研究，我越发深信不疑，“昂卡尔行动计划”必须大加修改。这是一个对地形、气候和其他全部有关军事问题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纸上所制定的计划，而且我向军部提出了这一观点。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他已经向军区司令部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超出陆军司令部的管辖权限，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决定。然而，他说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作为参谋局长，即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可以由我把困难和看法向他陈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尔将军到了提斯浦尔，我们讨论了第四步兵师的任务和“昂卡尔行动计划”。我表达了自己酌见解：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只有用轻武器的步兵才能在这样的地形作战。陆军的正规部队只有经过完全重新组织装备之后，才能使用。这种重新组建需要特种武器和大批机动直升飞机，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师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分散在广大的地区，这对于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准备都很不利。我建议由阿萨姆步枪队担任“昂卡尔行动计划”的任务最为合适。考尔将军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已经在考虑派轻装备的部队到东北边境特区，还表示他将尽力让第四步兵师回到旁遮普，担任常规战争的任务。虽然考尔将军没有明说，但我从他的谈话中听得出，要陆军承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的责任是一项政治决定。然后，我谈到有关“昂卡尔行动计划”建立哨所存在着无数问题。考尔将军告诉我，他将当着我的全体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面，就“昂卡尔行动计划”答复我的问题，并且澄清任何疑点。
第三章 扯冬事件
9月8日下午，星期六，在塔库尔巴里种植园主俱乐部——离提斯浦尔约12英里，我同第七步兵旅旅长约翰·达尔维打了一场高尔夫球。达尔维是在他每年两个月的休假将要回家之前，从达旺下来的。他打完球后，就回到米萨马里去了，我留下来在俱乐部看电影。大约晚上8点钟的时候，电影放映了一个小时，我的师部一个参谋官到俱乐部的电影厅里来找我，说有紧急军事情况向我报告。他带来的消息是，大约有600名中国人，从塔格拉山脊下来，包围了扯冬哨所。对于这一事态的发展，我毫不惊奇；但是，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采取什么态度，我却有严重的忧虑；因为直到那一天，对于我一再要求澄清的塔格拉问题和我们所要求的边界线，他们简直不予理睬。
到晚上8点半，我回到提朗捕尔师部。9点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