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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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米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南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围。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我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等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
第九章 达旺的陷落
因为军区司令继续拒绝“接见”我，于是我决定自己采取主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对中国作战。为此，我首先站定第四军军长的地位，对形势作了一次全面的估计——然后再以我作为师长的身份考虑问题。我听说第四军军部的高级工程参谋拉加瓦德准将，在卡尔茵不在的时候，一直坚守在达旺的堡垒，他现在达旺某地，而且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军区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因此，我派人把拉加瓦德“兄弟”请来，我也尽力寻找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少校参谋，听说他是该旅旅部的先遣人员来到达旺，而且也出席了森的会议。
拉加瓦德告诉我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军区司令作出的防御计划。但是，我不懂得这计划的用意何在。拉加瓦德证实了，森似乎一直在泛泛地谈，不太顾及实际情况；森讲到除了两个步兵旅外，不久还有装甲团到达旺。好像再没有另外的人听说过将有这些援军到来的消息。此外，在达旺山区，我们最不需要的是一个坦克团，因为坦克很可能从陡峭的山坡和险峻的山峡翻滚下去。再进一步说，我们有过去的前例，即使坦克来了，却没有必要的弹药或汽油。至于两个步兵旅，我当然用得上——但是我对森的宣布是不抱希望的。一个稍有后勤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以我们现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那样大的部队是不能在两个星期以内空运来到达旺的。
拉加瓦德说，在他看来，森是完全漠视第四步兵师的。可能因为他对自己曾经作过的事，现在感到惭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第四师已经完蛋了。在会议期间，任何军部的军官，对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都受到制止或被驳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完全没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去见军区司令之后不久，一位参谋交给我一份从提斯浦尔来的特急电报，大意是，据可靠的情报来源，中国将在10月23日攻打达旺。我立即把电报交给军区司令。使我吃惊的是，连这样的电报，他也不作任何反应，却继续把自己隔离在直升机场。
卡尔茵·辛格准将和我的第一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将和第四军奈尔准将全都集合在达旺旅部。我和他们讨论了最近的局势。在我看来很清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达旺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节朗河之后，中国的威胁来到达旺如此之迅速，却十妙令人吃惊。我们这些人，对保卫达旺和门巴人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眼看敌人要对这个显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压力，我们却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除了第一锡克联队和炮兵部队以外，所有其他部队原来部署或指定用来保卫达旺的，都被推向克节朗河前线，现在全部完了。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的两个连最近开到了，并且在沙则附近——沿着让地区小路的一些阵地接防；但是，原来计划保卫达旺的整个布置，被彻底打乱了，达旺防御的基本潜力已经大大削减了。
以我现在所能支配的部队——一个半步兵营和一些缺少弹药的支援武器——达旺实际上不能抵御—次猛烈的进攻。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决心把所有的部队从达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将从色拉进行一次主力军的战斗。
当我完成了为撤到色拉而拟定的预备计划，天已很晚。我决定次日上午去见森，即使这意味者我强迫他接见我。
10月23日一早，天还未亮，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棒山口的阿萨姆联队受到攻击，而且全部被歼。敌人甚至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通潘拉的锡克连，该地在达旺北边只有大约15英里。据报道，在沙则一让地区附近，高尔瓦尔联队正受到炮轰。
我派人把我的参谋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找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军区司令碰巧在达旺，我要请他作出决定，究竟我们是在现有阵地作战，还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
我走到军区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几次响亮地敲了他的门之后，军区司令决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气地问是谁。
我回答：“我是尼兰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长久停顿之后，他很恼火地问我，现在是几点钟。没有等到他的允许，我就把门推开，进入他那灯光微弱的屋里。
我粗暴地说：“别管时间了，我有情况向你报告，中国人已经攻打我们在棒山口的边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毁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达旺。”
森在床上挣扎着半坐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发抖。
他说，“叫西巴尔来。”我没理睬他，却继续阐述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描绘的作战局面如下：
（1）只有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正南方），是根据战术上的要求部署的，而且处于有准备的状态，据有坚固的防御阵地，还可以得到山炮的支援。
（2）中国人很可能越过锡克联队，经过沙则小路向色拉推进。
（3）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在沙则匆忙准备的阵地，阻挡不住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中国人在几个小时以内到达让，然后直趋色拉山顶。
我作出这种直接了当的但却不夸张的估计，是为了刺激军区司令，使他采取行动。正相反，这对他的震动太大，他似乎瘫痪而不能动作了。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屋顶，过了一会，他又要求叫他的参谋长来，我到隔壁把西巴尔请来。
森告诉西巴尔，“打电话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我必须回德里去报告。”西巴尔出去执行他的吩咐；森继续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瘫痪了。
由于情况紧迫，我得从他口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决定，因而我继续说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在达旺战斗到底，但是这样，我们很快会被压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队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里，我们利用从提斯浦尔能够调来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个阵地建立起来。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惊的是，森不理睬我的问题。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他一心挂念着直升飞机怎么还没有来，他大声叫唤西巴尔，问他打通了电话没有。
“先生，我必须马上得到你的决定，”我催促他，“如果撤离达旺，我们在一两小时以内就要行动。”
“你是师长和军长，”森最后答复说，“你看着办吧！”
我对自己说，第四步兵师恢复本职工作啦！
我对森说，纯粹出于军事考虑，决定了我们撤到色拉，但是对于门巴人的安危，特别是达旺寺庙，我们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森回答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向德里报告”；他再一次查问要求直升飞机的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于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支援。我建议，在提斯浦尔不管能够集结多少部队，全部都要调到色拉去准备防务。至于达旺寺庙，我建议在庙上升起一面白族，以免敌人破坏。军区司令答称，他没有部队向色拉调派。至于庙里的和尚，森说他比我更了解中国人：不论挂不挂白旗，他们将把和尚、门巴人和在那里的任何人全都杀光。因为我和军区司令谈不出结果，我把计划概要对他重说一遍就走了。
就在机场的上面，在一个山脊上有一个炮兵军官的食堂，我走进食堂打电话，要我的师部人员到这里来会见。我不愿失去机会看一看下面机场上的两位客人，我决定举行一次现场作战会议。
卡尔茵·辛格和所有在场的军官，在半小时内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们作了形势分析；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确的语言讲明意图：
意图：第四炮兵旅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