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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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而今回顾，当时的很多细节让人触目心惊。如匈牙利人瓦格是柏林队前锋，在一场关键场次前，比勒菲尔德和他进行了单独会谈，让他在双方对阵时故意不进球，允诺会给他比其他球员多“两倍”的酬劳。瓦格表示需要提前付款，但比勒菲尔德通过中间人拒绝了，仅仅答应在比赛开始后就马上付款。结果，半场休息的时候，瓦格直接奔向电话，当着很多人的面询问妻子钱是否到账，但他听说账面上根本没有钱时，勃然大怒，说道：“这些猪锣，他们想要霸占我们外国人的钱！”

于是他想单独打败比勒菲尔德，下半场独自带球过人，球打在了对方横梁上。此后，他的队友再也没有给他传球，保证了比勒菲尔德最后1比0取胜。

1974年世界杯之前的扫赌行动让西德联赛2个俱乐部、2名主教练、5名官员和52名球员受到惩罚，刚好在世界杯之前，出现了一次大赦浪潮，大多数球员都在国外找到了饭碗。这里面沙尔克的十几名队员得到赦免比较晚，因为他们不仅因为收了4万马克就故意推迟了比赛，而且还被证实做了伪证。这次彻底的打击后，从此之后德甲联赛彻底走上正路。西德足协当时在6个星期便处理了此事，起诉、反诉、体育仲裁委员会和民事法庭接踵而至，当时的西德足协发言人格哈德向大众作了声明，“德甲本身没有堕落，只不过向我们发出了警报。”

1980年代的假球明星是意大利。在意大利那次令人震惊的假球案中，11名球员被逮捕，虽然他们随后被无罪释放，但体育法庭此后却处罚了7家俱乐部，其中包括AC米兰和拉齐奥，20名球员受到长时间禁赛，最有名的莫过于1982年世界杯英雄射手罗西。

1994年，创立不久的英超旋即中招。“格罗贝拉丑闻”登场，赌博集团代理人文森特于是向《太阳报》爆料，他与门将格罗贝拉联系并支付现金的过程被《太阳报》拍摄下来。格罗贝拉与前温布尔登队前锋法沙努、守门员塞格斯、马来西亚商人林衡山先后被捕，但经过旷日持久的审判，格罗贝拉被判无罪，《太阳报》因诽谤罪被处以巨额罚金。19年之后，英国《世界消息报》记者假扮阿拉伯富商，从法沙努口中套出了内幕，法沙努称自己为远东赌博集团工作，收入达到150万英镑。在一场利物浦德比战之前，他因提供了一些“信息”，其账户增加了25万英镑收入。

不过，亚洲人在英超扮演了相当不光荣的角色。1999年。查尔顿主场与利物浦比赛时灯光全部熄灭，经过40分钟检修后仍无济于事，比赛被迫腰斩。经查是配电房遭破坏。球场管理公司向警方报案。在调查中，山谷球场保安经理费什承认收受了几名亚洲人的2万英镑贿赂，三名亚裔得以潜入球场，炸掉了一些关键部件，主要是当时的走向不利他们的“公司”。

然而，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当然不让，迅速在21世纪成为了新焦点。

2004年5月，12支职业意大利队涉嫌赌球和有组织犯罪，丑闻中心是意甲的锡耶纳。那不勒斯的反黑手党警察突然袭击了锡耶纳俱乐部总部，并带走了8个文件柜所有的文件。与此同时，警方在14个城市同时展开行动，光是意甲球队就涉及切沃、雷吉纳、莱切。意大利足协随即发表了官方公报，声称并不知道这起丑闻，而一旦得到警方的正式通告，足协将展开平行调查。

所有人都以为这次事件是针对小俱乐部和低级别联赛的假球事件，不料两年后越演越烈。2006年5月13日，罗马警方对意大利足协总部进行了突袭大搜查。这次搜查目标不止是前尤文总经理莫吉，而且包括尤文图斯、AC米兰、佛罗伦萨和拉齐奥4支意甲球队以及41名涉案的意大利足坛人物。而这些人涉嫌操控2004/2005赛季19场意甲比赛的结果。当时己经辞职的前意大利足协主席也接受了地方法官的调查。

在此背景下，意大利足协不得不宣布取消派遣本国裁判德桑蒂斯赴德国世界杯执法的决定，而同时被取消执法资格的还有将担任助理裁判的格里塞里和伊瓦尔迪，因为这些人都在调查的涉案24名裁判名单之中。

“电话门”的一审几乎和中国足球的扫黑高潮一起到来，2009年12月14日，那不勒斯当地法院对11名参与2006年意大利足球丑闻的嫌疑犯作出第一次审判，其中前尤文图斯管理者吉拉乌多等4人被判监禁。吉拉乌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两名裁判拉内塞以及冬达里尼被判入狱两年，另外一名叫皮耶里的裁判被判入狱两年零4个月，其他7名涉案人员被判无罪。“电话门”事件的影响改变了意甲联赛。

而在2009年11月掀起的欧州足坛大调查中，来自德国媒体、警方的消息格外骇人。位于波鸿的联邦检察院向外界宣布，赌博集团在2009年总共操控了超过200场在欧洲举行的各级别联赛，欧足联的代表利马赫则表示，“这是足球史上最大的丑闻。”

据《图片报》的报道，此次“假球丑闻”涉及了9个国家，德国是风暴中心，发生在德国的32场涉案比赛包括4场乙级联赛，3场丙级联赛，18场丁级联赛，5场第5级联赛，以及2场U19级别的青年比赛。至于德国之外的那些涉案比赛，其中竟然包括了至少3场欧冠联赛，2场欧洲联赛，此外还有1场U21欧锦赛的预选赛。

在短短的几周内，欧盟警察进行了超过50次搜查，总共有17名涉案人员遭到逮捕。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欧元，涉案人员则超过了200名。来自波鸿的检察官巴赫曼表示：“和70年代那次一样，球员和教练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裁判和俱乐部官员紧跟其后。”

被透露的细节令人为之一震，《图片报》独家曝光了其中8场球的细节，包括了球员收取黑钱和比赛相关赌资的数额。比赛遍布瑞士、比利时、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等各国的联赛，而且都是在2009年内举行的。显然，这些都是其中最低微的场次，涉及到的金额最高的才不到15万欧元。

然而，风波就像滚雪球。12月初，大约有300名西班牙球员涉嫌参与控制比赛，西班牙警方由此展开了调查。《马卡报》透露正在接受调查的7名球员姓名，其中包括正在西甲传统强队萨拉戈萨队效力的门将洛佩兹·瓦莱吉奥。

来自东欧的情况比其他地区更加严峻，2009年11月13日，一名俄罗斯裁判自杀，成为了欧洲足坛再次关往的中心。在10月25日拉莫斯执教的莫斯科中央陆军主场1比3负FC于莫斯科队的比赛中，担任主裁的卡尤莫夫引起了巨大争议。最近卡尤莫夫被莫斯科警察传讯并被拘留，背后涉及赌球及被收买，目前俄罗斯足协已经展开调查。据悉，13日卡尤莫夫站在莫斯科市区一所公寓7楼的窗台上，神态萎靡，所幸发现及时，最终才营救成功。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他有“精神问题”。

当然，只要涉及到可能的“操纵”，不仅仅是比赛可以调查。2006年，老雷德克纳普执教南安普顿时，博彩公司就为他即将跳槽朴茨茅斯开出了赔率，结果他真的转投朴茨茅斯。为了调查他是否在其中涉嫌“作弊”，足总和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雷氏接受了询问后，此事不了了之。

欧洲足坛的行动还未结束，这跟中国足球在进程上是一样的，但并不意味着路线图一致，假赌黑是足球的毒瘤，但有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欧洲足坛是一个正常的人长了一个肿瘤，而中国足坛是一个肿瘤上长着一个人。欧洲足坛要在已形成的法律基础上打假扫黑，而中国足球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赌黑，这，任重而道远。

但是，它不是不可完成的，相反，在权力相当集中的中国，它反而有非常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仅仅从道德层面，而从经济和人性角度切入，会发现它的路线图似乎非常清晰。因为，足球博彩本身并无过错，在赌博几乎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之一的前提下，我们怎样去疏导和利用，成为当下一个有趣的话题。

》》》道德，是最后的煎熬

事实上，从荀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

2009年7月，48岁的曹淑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对这个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家庭的女主人来说，是一段梦魇一般的生活。丈夫和女儿卧病在床，家门口和楼道里贴满了追债的恐吓信，儿子一直沉溺于网络赌球，欠下了200万巨款，早已流亡在外。她刚刚从电视里看到了湖南最大的网络赌球案告破的新闻，她很想知道，那些事情会不会结束？她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现在，随便上网站查一查，你会发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当然，中国同样也在每天发生着别的故事，比如说，有人在股市里赔掉了全部的家产和积蓄。但是，我们得注意到，前面一个故事里充满着一种对罪恶的控诉，对道德的谴责，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人们更愿意发出感慨，那是运气在作祟。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你把全部的钱投在一支股票的涨跌上，和把这些钱投在一场足球比赛的胜负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所谓道德，往往就是传统意识和社会认同在左右着心理转换的方向。1987年6月，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中国要发行彩票了？”世界舆论充满着好奇和期待。在时任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的荀贵忠的回忆中，为了缓和影响，中央把第一个搞试点的任务交给了河北省。但轩然大波仍然不可避免，有人认为彩票是封建腐朽的东西，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为了保险起见，荀贵忠他们甚至没敢叫彩票，最后决定叫“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事情进展神速，半个月后，7月27日10时30分，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如果不算两千多年前，汉代张良为筹募军粮和修筑长城首创的“白鸽票”，这肯定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张彩票。

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容易弄清楚彩票、博彩和赌博之间的关系。通俗点说，彩票统一由国家机构或委托机构发行，除了彩民的返奖部分，比如中国体育彩票的返奖率为65％，其他大部分将用于社会福利、公共场馆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博彩可以说是赌博的书面用语，虽然国外博彩集团也经常赞助公益、慈善事业，但一方面属于非国家机构，另一方面除了税收，也没有相关法律限制其收益用途。至于赌博，习惯上人们一定会浮现出某种景象，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一群人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忘乎所以地摇着骰子，声嘶力竭地喊着“大”“小”。但是，理论上说，这三者其实都是在“赌”，只不过，彩票是国家在“坐庄”的赌局，65％的返奖率，意味着有35％的彩金是用于财政和公益事业，如果这部分小到只有10％，甚至1％，那是不是就算是博彩或者赌博了？

道德的底线到底是百分之几？有时候，道德就像一件外衣，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加。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曾经是一个罪该万死的词汇。1982年的某个深夜，温州柳市镇上8个做线圈、做电机的小生意人，突然奔走相告逃往他乡，可就是这个当时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20年后，却成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英雄人物。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事实上，从苟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湖南湘潭那个出事前还在打听中国能否开放博彩的地下赌博集团老板，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物，中国最大的赌博网站“新宝”和“新宝盈”，换了在英国，也相当于威廉·希尔或易胜博，他们的老板，没事也能上什么财富榜上坐坐。

》》》中国，大中华文化圈包围的“博彩孤岛”

在教育官员廉洁与禁止官员出境以防止腐败之间，似乎后者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牵强逻辑。再比如说，男人好色，是不是应该减少女人，或者不允许女人出门上街呢？

禁赌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的基础伦常，但在如今的大中华文化圈，博彩己是公认的无烟产业，甚至被认为是扭转当地产业低迷，提升民众福祉的关键。可是从“禁赌”到“开赌”的挣扎，甚至比当年开埠还要艰难。大陆的经济发展逼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