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信的加西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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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王明内心颇有些不平。
1996年底，他辞掉公职，放弃出国的念头，没有像众多博士、博士后一样，融入高科技行业的“金领”阶层，而是成为一名常人眼中的“底层人”——商场送货员。2年后，他进入汉正街，成为那条街上近万个小老板中的一员。又过2年，像他的学界生涯一样，在商界，他以华中地区“工艺品大亨”的称号，圆了自己的另一个梦。
人生从鱼雷和潜艇的“碰撞”开始
顾王明，1964年生于江苏南通。1982年高中毕业，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军校。当年9月，他兴高采烈地来到武汉，就读于海军某学院，成为一名军人，那年他18岁，专业是鱼雷。
爱则迷，进入军校后，他很快身强力壮，谈兵论战，其乐融融。大二暑期，他们班来到西沙群岛体验生活，才知道了真正的鱼雷，第一次坐进潜艇入海的情形至今烙在他的脑海。海军指战员告诉他们，鱼雷被世界军事界称为“水中导弹”，是对付潜艇的主要火力。潜艇这种庞大、神秘之物，会怕鱼雷？他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避开鱼雷或者至少被鱼雷击中后，不会被炸毁？” 一阵沉默。
从南海回来，别人带回一些珊瑚，他带回的是一个问题。这便促使他在大三上学期就准备考研，因为只有考研，他才有从鱼雷专业“跳到”潜艇专业的机会。1986年，他顺利考取了本校船舶结构力学硕士研究生，主攻方向为“潜艇抗爆炸强度”。
两年很快过去。就在他快拿到硕士学位的前夕，他突然反问自己：自己的论文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核潜艇如何才不会被炸沉？他能回答一二，但还无法论证。
人的一生，难道连这样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心里想，可能博士生会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他找到导师，导师极力赞成他继续深造。
硕士毕业前夕的那年寒假，他无意中逃避了一位女同学的拜访，虽然那位女同学让他有些心仪，但激情的考博复习让恋情的考试得了零分。
读书人就做不了大生意
1990年，顾王明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继续“潜艇的抗爆炸强度”研究。尔后随教授到上海交大做博士后研究。
从上海交大做完博士后，顾王明回武汉母校任教一年，因为想出国继续深造，便开始申请转业。
这年年底，福建女孩真的从福州辞职来到武汉，他们幸福地结合了。一次，他陪新婚的妻子在汉口逛街，看到不断有富人开着高级轿车、一身名牌出入宾馆饭店，旁人告诉他，这些大款虽然大多只是中小学毕业，但做生意是一把好手。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平，难道我们只会做学问，做不了生意？
那年春节顾王明回到老家江苏，父母和姐姐一家告诉他，家中那个曾让他不屑一顾的小型工艺品加工厂，近两年销售很好。他还发现没有念多少书的姐姐家已是富丽堂皇，开起了小车。这时又有几位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同学告诉他，许多在国外深造的博士其实就是“打洋工”，辛苦得很。
既然国外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国内又有大把商机，何必舍近求远？他把想在国内发展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博士学友，学友们都大力举荐他到上海去发展，因为上海的跨国公司多，许多全球知名公司都需要像他这样的高科技人才。
人们经常把博士、博士后与高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顾王明的想法却不同凡响，他认为做生意关键是要先人一步，而不在于从事什么，卖自家的工艺品不是水到渠成吗？于是他向家里借了20万元的存货，春节一过便回汉创业。
潜心商海重塑人生
从母校转业后，顾王明第一次以江苏老家工厂业务员的身份来到中南商业大楼，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业务部经理，拿出工艺品让商场代销，要求是按月结算。双方谈妥后，他向中南商业大楼发了近10万元的货物。
一个月后，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见业务主任时，业务主任批评他说，没见像你这样做生意的，连寻呼机都不配一个，按月结算你就一个月只来一趟啊，货物快卖光了，销售额达到17万元。按照约定他可赚5万元。
第一次赚到5万元钱，他激动得无话可说，但脑子转得很快，当天下午就展开与亚贸、武商、汉商、中百等大型商场商谈代理事宜，3个月后，他的销售额很快超过100万元。他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发货员、对账员和搬运员。1997年上半年，工艺品业务急剧扩大，代销已不适应市场发展，他便在各大商场设立专柜，同时进军宜昌、荆门等地。
1998年底，他在汉正街考察市场发现，这里的工艺品批发业务量惊人，同种工艺品，在汉正街卖价虽然比商场要少赚30％左右，但汉正街一个门店的一天销量相当于一家商场一个月的销量。12月份，他便在汉正街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门面，从事批发业务。
几个月后，批发的品种多了，他又在附近租了间300平方米的门面，并成立星光家饰艺品。这一年，他的业务相当成功，由卖自家产品发展到卖全国各地的知名工艺品，商品分10大类500余种。到1999年，业务扩大后，330平方米的店面已不能适应发展，顾王明为空间而忧。
这时，汉正街有名的兆丰工艺品市场搬走了，腾出了500余平方米的空间。时隔不久，与兆丰工艺品市场对面的长虹市场二楼的太阳艺社也关门歇业，一下子又腾出1 000余平方米的空间。顾王明看准了这块“宝地”，便带着自己设计好的方案找到有关负责人求租这两块场地。
那位负责人知道他的星光家饰艺品，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可能是第100个来求租的老板了，可能前99个老板都比你在汉正街的资历老练，你能管得好市场吗？你还是回去吧。”
顾王明这才深知，在别人眼里，自己在汉正街只不过是赚了些小钱、做不出大生意的小商贩。今天他仍然回忆说，真正懂得做生意，就是从那天开始，那位负责人是他商界的导师，他的话教会了他要做就要做最好的理念！
顾王明开始提升自己的品牌经营，一年之内，他反复考察义乌、广州一级市场，深入生产厂家，实地组织精品货源。这一年75％的时间他在出差中度过。
2000年底，顾王明再次带着自己的设计方案，提出整体租下共1 500多平方米的长虹市场二楼。这位负责人盯了顾王明很久，谈了两个问题，便爽快地与他签约，前后不到半小时。几天后，他将市场改名为“东方艺品”，全部自己经营。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顾王明说：“这种经历与攻博士时差不多，心里压力特别大，害怕自己的决策是错的，但多年的求学生涯，让我习惯了这种压力，敢于排除风险。”
在与风险的较量中，顾王明赢了，当月他就成功赢利，不但留住了老顾客，还吸引了大批新客户。定位中高档的东方艺品市场在汉正街一炮打响。
圆梦背后感慨多
顾王明的东方艺品市场获得成功后，凭他的经营规模和销售实力，迅速成为汉正街最大的工艺品批发商，在全国工艺品市场中也赫赫有名。
书山有路，商海无涯。顾王明知道，无论东方艺品发展怎样，但毕竟面对的只是华中区域市场，面临的大环境是：商业零售下滑、同业竞争激烈。要把生意做下去，一直做到顶峰，眼光不能只盯住汉正街。他开始进军国际贸易，把埃及的地毯、日本的玻璃水晶器皿运进来，把国内优秀的工艺品送出去。良好的英语水平让他做起国际贸易游刃有余。为了拓展基地，他已进军浙江义乌，控股沿海等地数家工厂。
顾王明说，下海四载，商场如战场的滋味已深深体会到了，做生意有时比做学问还难，做学问有导师指导，有一套方法与理论；做生意主要靠自己来判断市场，商人有时比学者更需要具备创新意识。
想起当年不经意的下海想法，顾王明笑着说：“我起码证明了‘最无用处是书生’的话不对，在许多人眼里是‘书呆子’的博士后，同样能搏击商海。每当看到招聘会上人山人海，许多大学生为没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沮丧，有的还逼迫自己考研。我想对他们大声说，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多几次尝试的机会？”
李苑立
点评：
●●●●●●●●●●●有训练的头脑
我尊重顾王明先生的生意，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成功来源于对机遇的把握，如果让自己重新来一次，不敢肯定说一定要做商人，但是抓住时机的性格一定会保留，这不以专业与学历来判断，而是从经营人生上来把握的。”我不同意的就是这句话中“不以专业学历来判断”的观点。其实，顾先生目前取得的成就恰恰印证了一个有训练的大脑做生意是多么的厉害。
第一个证明就是，没有训练的大脑不会通过分析来让自己坚持，从而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
第二个证明就是，没有训练的大脑不会想到向下游发展，通过对上游资源的掌控及对下游市场的扩充来稳固自己的业务模式，从而避免了这个行业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或者是只做终端销售，每天望着柜台前不变的人群发呆，有生意就做一个，没有生意就虚度人生。他有训练的大脑还让他敢于扩展，让他对生意的远见较长，对风险的分析和承担意识较明确，这些都是他所在的工艺品制造、销售领域中罕见的。这难到不是他自己的专业和学历代表的有训练的大脑所赋予他的吗？一匹上等好马，放在上等好马的马群中不是什么卓越之才，然而，当上等好马到了中等甚至次等的马群之中时，他的杰出则是必然的。时机当然重要，但是，谁看出来了时机，其次，在看到的人中为什么没有人认为是时机呢？
第三，时机也需要鉴别。敢于冒险容易变成匹夫之勇，只有训练过的大脑运作的事情才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的儒商的风格。
（圣路可商务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孙路弘）
孙陶然擅长侧击的竞争者
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濮存昕和李湘的笑靥充斥全国电视画面，人们对“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语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人为缔造的商业神话，几乎成了手持电子产品成功市场运作的典范。而这一切的直接操作者却在自己的事业最高峰悄然引退，蛰伏了两年之后，又选择当年曾经破而后立的电子词典市场重出江湖。这个人就是孙陶然。
广告业试水
大概没人会想到，后来叱咤商海的孙陶然当初曾经为了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而四处奔波。回忆起那段求职经历，孙陶然苦笑：“1987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报了国民经济管理。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经济专业很热门。”不曾想1991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时，几经努力，还是由于指标原因，与他倾心的联想失之交臂。
北大的学习经历打开了孙陶然的眼界，相对封闭的家乡不是滋润理想的地方，在一个家乡企业办妥了报到手续，他义无反顾地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回京后孙陶然进入四达集团所属广告公司，在半年内升至常务副总。其间，他参与组织了当年的全国大学生科技大奖赛，还担任了电视剧《广告人》的制片人。据说，他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制片人，这成为孙陶然后来在朋友圈内开玩笑时“吹嘘”的资本。
1994年，孙陶然出任四达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公司账上仅有3万元。为了让公司挺下去，也为了让职员能够在月底拿到完整工资，孙陶然说自己走上了绝路：要么闯过这一关，要么辞职。
当时的《北京青年报》打算创办几个经济专业版，希望找广告公司把版面广告买断。当时这还是媒体界的新鲜事，是赚是赔无法预料，一时无人敢接。孙陶然站了出来：“我觉得一个新领域才可能蕴藏更大的商机，想试试。”
按合同，广告公司当年需要向报社支付400万元，首期100万元，可当时公司账上资金连个零头都不够。孙陶然回忆说：“我去找了四达的老总张征宇，他答应给借60万元。”剩下的40万元从何而来？孙陶然和员工商量：集资。他承诺一年后的回报率为30％。于是，有人拿3万元，有人借1万元，凑了50多万元，如期交上了首付款，将《北京青年报》的两个计算机版面划归自己的运作之中。
可是，一季度过去，眼看第二季度交钱的日子又来了，版面的广告收入别说给公司挣钱了，连还员工的集资都成问题。因为赢利前景太不乐观，与孙陶然同时运作的另一家公司将包下的两个版面退还了一个。
当时的计算机商认可的都是行业报刊，对综合媒体的广告投入心存疑虑。生死关头，孙陶然决定冒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