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3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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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 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 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 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 28 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原文如此）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 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原文如此，似有遗漏）
（总理：毛选一卷 37。5。3 和 37。5。7 两篇文章。）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 1927 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 1938 年。
（总理：可学主席 1937 年 11。12 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 1942 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挎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左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 400 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屎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 1968 年 7 月 27 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编者注：这篇资料依据的是手写记录稿，标点符号和文字有很多不清楚或者混乱的地方。） 437） 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周恩来
1969。06。28
6 月 28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讲话摘录：
“五·一六”是利用 1967 年发表《 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