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3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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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

周恩来　
1969。05。14　
同志们：　
传达“九大”会议，我们总结了在北京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传达“九大”的经验，采取了一个较短会议的方式，另外九大文件，本身三次经主席审阅的新闻公报，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新的名单，全部登报了。现在登在《红旗》第五期上，大家每位可一读、再读、三读，再来念它就浪费了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也不见得好好地听，因为你们晓得本本么，这一次我们就免了这四个新闻公报，就是九届一中全会的新闻公报，那是发表了。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特别是选举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副主席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4　月　14　日讲话，林副主席怎样谦虚，更是值得我们热爱、支持、拥护。　
关于“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次讲话，两次是　4　月　1　日开幕词，　4　月　28　日一中全会讲话，刚才宣读了两次，文本已经每个单位印发了，在这听了外，又可回机关各单位分组念给你们听，原准备读两次，每读一次时间就半小时，这次也免了，也是当机立断的节约。　
还有一次是谢副总理念的。　4　月　14　日在孙玉国讲话后讲的一段话，就是公报中谈到的“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许多同志问，“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讲的什么？谢富治同志宣读了两次，加上他的讲解，可以说是满足你们的要求了，还有在　4　月　14　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九个同志的发言，谢富治同志提到我的发言，另外八位同志的发言，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黄永胜同志、王洪文同志、陈永贵同志、孙玉国同志、尉凤英同志，纪登奎同志，都印发给各机关了，又可以节约一部分时间。　
现在我也宣读，是公报上没有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大开会期间邀集部分同志，主席团秘书处十二位同志，就是公报前一列的，还有各大组负责同志。九大开会是每个单位一个小组，政府机关一万人，代表二十九人，加一起是四十五个单位，今天有五位出差，抓革命，促生产，其余今天都到了。我们这是一个小组，九大共有四十五个单位，各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单位，共二十九个单位，北京市一个单位，北京市的代表协商是很充分的，政府机关也学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另外军队方面有十个单位，十一个大军区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　80　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交流彼此经验，总经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原文此处有“军区”二字，似为衍文，故删去。编者）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六个大组，毛主席让每个大组推出两个人，从中央老同志中象董老找出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加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同志谈过两次，又谈过一次选举问题，我把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内容很多，合成一个内容，当时没有录音，没有速记，个人记个人的，对起来也困难，从北京取得经验，各单位传达不全一样，加以整理，今天传达的比较好一点，你们说政府机关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还是念，加一点解释。　
就是秘书处几位同志加另外几位同志，即　4　月　11　日、　13　日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召见会议，是个人笔记，未经毛主席审阅，记错了我负说错的责任。（以上为周总理讲话，下面开始传达。括号内为周总理和林彪的插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　26　年，　27　年，　28　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　1927　年　12　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　1929　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　1927　年底到　28　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　1930　年　6　月到　8　月。三次是王明路线，　31　年到　35　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　50　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　AB　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　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　AB　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