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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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讲就讲通了，经验和教训大家认识到，五个单位夺权，黑龙江比较早，还是这样反复缺乏经验，问题是方向对不对？是前进，不是后退。目前夺权有十个省市，北京也是准备夺权的单位之一。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就准备夺权，在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说为什么光开大专院校红代会，不开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中学生红代会，革命干部代表会呢？过去中学生批评我们只注意大专院校的工作，不注意中学生的工作，三个代表会最近准备召开，开农代会、工代会、中学生红代会，既然开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大会，三个代表会先分别开，然后再合起来开全体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再开个群众大会祝贺。上海来得快，工人提倡议，后来边开会，上海各农村，不叫上海公社，怕全国都照抄。国家名称也得改变，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这没有必要，后来改成革命委员会了，天津也筹备，也在开各种会议，筹备中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两（记录不清楚）噢！这里我讲错了七个准备夺权的省市，十个条件不成熟，先准备军事管制不成熟，左派组织代表没产生，好多派争执不下。过去是对当权派斗争，主要是对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上。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相比之下，保守势力弱小，造反派力量强起来了，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到今年一、二月份夺权，革命组织内部发生的争论，不易形成左派大联合，这时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出来亮相，另一方面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同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毫不留情地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地毫不留情地亮相，取得群众同意……。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三结合”条件不成熟。在当地工作需要抓工业，作业，交通运输，卫生，财贸。春天来了，瘟疫多了，这样就发生需要过多的办法。需要军管，但这种军事管制，必须说明，跟初解放时的军事管制完全是两种性质。那时是共产党领导，打下了天下，把国民党赶出海，由上而下一一排除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抛开外，一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都包下来。新的机构实质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基础上，人事制度也包下来了。四九年不能说是彻底的夺权。因此，继续了十七年夺权斗争，十七年由下而上不断地进行夺权斗争，如农村清匪反帮，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政治斗争，六二年党内批判，提倡阶级斗争，六三年春起，进行三年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都是夺权斗争，一般的来说，都是自上而下领导发动的，只有六六年五至六月份，“四大”才是最高领导毛主席发动的，这是真正由下而上彻底地群众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群众几万万人起来要把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去年的七个月，就作这样的准备，今年一月上海革命群众进行了夺权。夺权如果说是决战，这就是决战。这样的运动条件，不成熟不能急。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是好的，农业工业都超额完成了计划，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经济作物都超额完成计划。今年就应该继续增产，……，工农业，第一季度过了，必须赶上，但是夺权斗争还没有抓起来，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作瘫痪了，过渡的办法就是军管，但是不同四九年，五○年军管。这是自己专政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在解放军保卫的基础上，只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要一分为二，一九四九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群众运动本身没有形成，虽然也是敲锣打鼓，但那是群众的热情，而不是行动。这次运动是城市群众自己起来行动，这样夺权，条件不够先等一下，军管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地方省市、专区、县都可以这样。条件成熟的有七个省市，还有七个省市情况不明朗，五个省市已经夺权了，十个准备军管和已经军管了，这是全国的情形，不管怎么样，三、四月份准备，五月份再试验，差不多了，这是对全国地区来说的。机关来说财贸口，本身或下属企业单位，个别企业单位，刚才说了条件不成熟，二月份夺权，不管党委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我还不能下结论，财贸口停职已经有多少？（先念同志插话：十六个财贸口，八个单位，健康报不算，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外贸部，银行，供销合作总社，健康报，工商管理局），（群众：不是健康报，是前进报）啊！是前进报。这样八个单位，报社不算还有七个单位，十六个停职反省，数量不少，当然不只此，可能还有，上次希望大家排队，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拿财贸口来说，我首先要求“三结合”第一点没有经验，二月份只能说两句话，算也夺权，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虽然造反派占优势，开大会，我们支持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已在造反派手里，文革已不起作用，但保守派已屈服，夺权形势已经造成，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已经实现了，从政治上转到组织上的优势，应该算夺权，这早已肯定。第二，业务怎么办？一月中，我建议大家监督业务，中央各部直属中央，是中央的权，有许多机关是机密单位，如外交部，财政部，公安专政等更是中央的，外贸部一部分银行，金库大权，都不该夺，除去让大家监督业务。一月中试验可以，现在还可以监督，二月中出了毛病，外交出了毛病（记录不清）。
中央调查过，泄密很多，对外经委，对外援助项目，不该公开的公开了，再不限制要超过。财贸口表现在财政部，是不容忍的，上次有许多预算机密，预算分配，做什么事，实际上都极端机密的，监督的都看了。这些东西在党中央只能政治局常委同志才能看，政治局委员也不看，不要说中央委员。建国初期，对党外人士当时（记录不清）……党外人士张文升给泄密了，后来经国家最高会议开除出去，财政部××泄的密，不好在这里说了，国防尖端不要算了，……。可以在预算中看出来，我们没料到监督组都看了，原因是主管的长字号都靠边站，阻不住了，青年没重视，犯了这样的错误。外交也有，银行也有，（李先念同志插话：武汉银行）。极端机要的材料要弄走，弄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什么不抓呢？十七日不能再等了，如果不是杜向光他闯进来，他来抵抗，现在造反派的信，还在手里，让他们去反省检讨，还没有回答我。财政部杜向光和造反派走到那样极端，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党和国家不能容忍的，今天我还要讲，已经晚几天了，再晚了就要违背最高指示。许多同志不清楚后果，如不过问，过错太大了，不过问，我就辜负党和国家的委托，就要犯罪，我过问晚了几天因为忙开会了。因为这些事情超过了监督范围，为什么我对杜向光管得那样严呢？因为他是副部长，他知道嘛，财政预算要出去，他拒绝召开党组会议，就不能容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那次取得造反派的支持，财政部当时超过了监督范围，今后对外贸口应规定个范围，整风中提出要求，自己整风提出办法来，夺权斗争的基础吗！你们要联合起来，事情发生后，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垮台了，但战斗组还存在呢！事先我不知道，先念同志也知道晚了，后来方知道。司令部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搞联合机构，希望革命组织还是要联合起来，尽管战斗组在行政单位，上面还是要搞联合组织。两种联合，一个是司、局里有几个战斗组，大方向一致，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观点一致，局内就可以联合起来，还可以监督业务，形成部内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另一种形式，司里有小，上边有大的也可以设临时的监督机构，不妨多试点几次。哪种合适，战斗组不要交叉。便于业务工作，业务时间搞革命，忙大家都忙，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在工作中吵架，行动系统可以联合，大部分可以联合，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起来。三月份已有十天，要把各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二、三月中整风差不多了，不能再迟了。这些首先请大家实现。至于外边是否来推动呢？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去年是可以的。学校先进一步，财经学院，商业学院，粮食科学院。去年我们支持的财经学院起了主要作用，当然外贸学院、商学院也不落后。今年已到夺权阶段，夺权应本部为主，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有通知，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入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可以协助，不可包办代替。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地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接管。已经进入各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去，本单位的造反派已经起来了吗！毛主席在井冈山发起革命，任何运动都是波浪式的发展，不可能是一直高潮，一直高潮从来也没有。立三路线讲革命一直是高潮这是错误的，运动总有高有低，二、三月份整风低了些，现在又起来了嘛！各部大联合要搞成，财政也要搞成。是不是要外单位帮助，由本单位造反派自己决定。比如，财政部是否需要，自己决定。但不能进入联络站了，一般来说，自己学校联合起来。
二、各级领导干部排队，希大家提意见，要一分为二，各单位领导干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能说每个单位企业都有，那是不符合方针的。我们讲夺权是需要夺权的地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团体、也有不需要夺的，包括机关即使需要夺权，也不是所有的权都夺。要夺，只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比如，财政部有三个停职嘛！银行两位嘛！粮食部两位嘛，财办两位嘛，当然，停职是否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通通都是，要一分为二，经过检讨以后，结论再定。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也不是没有犯错误的人，错误有轻有重，有多、有少，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间，有长有短，情节有不同，有轻有重，改的有早有晚，责任上边比下边的重。首先，要区别有没有夺权的机关，是否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有多少需要夺权的，一定有不需要夺权的。第三，不需要夺权的，也不是不犯错误的，错误有轻有重，有多有少，也有没有的，没沾上边的，第四，责任一般上边比下边重，所以，矛头向上不向下，几个区别是阶级分析吗，是站在资产阶级当权派一边，还是站在无产阶级当权派一边，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是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的同志是否站回来了，要阶级分析，对各级领导干部应分析，各部党组自己也排排队，看两个排队是否相符合吗，可能有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角度不同的，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再拿到中央来提，我们可以比较，这是从群众中来，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讨论。首先要求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划清界限，深刻检查，为他们准备时间，严肃批判，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各部进行排队的不多，时间在争论中过去了，要看眉目忽视了，我这里再次呼吁你们，认真地做。除停职的外，能说话的部级领导干部，部级开会检讨就行。也可以要学校参加，如商业部可以要商学院参加，司局长一般司局范围里检查，也有个别的部级会上检查，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刘邓主张的，他们派工作组把校党委、总支、支部都否定了。去年七、八月份我到清华去调查，从党委、总支、到辅导员都否定了，都靠边站了，是否都是黑帮？北大也如此，调查许多学校也都如此。否定一切精神在中央十一中全会后，国务院各口传达十六条特别是工交口更厉害部级首长都靠边站了。这种思想影响了红卫兵的思想。影响后起的革命造反派，所以到路线斗争都靠边站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陶铸曾经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其他人都可以怀疑，这样，实际上是把毛主席，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孤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可以怀疑就是从刘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