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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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煽动人们到北京来，把矛盾上交，中央一些人象陶铸、文化部肖望东、总工会马纯古、劳动部的郗占元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收买人心破坏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施加压力，煽动文教工作者、小学教师、合同工、临时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机关干部大批来北京，当然来京反映情况的绝大多数的是好的，是革命的来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交流经验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带着问题向中央反映，如果有必要可留少数代表。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识破坏人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打倒经济主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现在是大好形势，机不可失赶快回去闹革命。我们要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榜样，从资产阶级当权派手中夺权，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不是在北京所能解决的，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联合起来，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上海工人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接管了许多机关单位，为我们创造了经验。
一、在接管时要实行大联合，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反对分散主义，防止各自为政。二、夺权要从本单位为主体，外界起帮助作用。三、原来机构、单位的工作人员能够工作的应当照常执行任务，革命群众组织起监督作用。
山西省也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发挥了首创精神，各地也创造了很多新经验。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赶快回去投入火热的大革命，做出自己的新贡献，必须明确，我们必须要夺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左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绝对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无产阶级的权。绝不允许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个人主义争夺权利，小团体主义争夺权利，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提倡组织纪律性，提倡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有些地方不能采取群众夺权，如军队，战备单位这些单位也有阶级斗争，但因他们单位任务不同，如果这些单位有夺权问题，只能在本单位按中央规定进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要进到里边搞夺权斗争，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我们的解放军在无产阶级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阶级斗争中，担负着重大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和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站在一边，共同战斗，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对一小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镇压。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回到本地和那里的广大群众一起向那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到北京来的有一些人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蒙蔽，你们要去作工作，说服他们一起回本地。对公开的，秘密的破坏的一定要镇压，再回原地交当地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处理。“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坚决施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赶快觉悟起来揭发首恶分子。现在我们认为各组织建立全国性领导组织还不成熟，这些成员应回本地进行革命斗争。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新的斗争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整装出发，奔向新的斗争前线，让我们在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群众坚决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口号从略）
陈伯达：
周恩来同志是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意见，希望同志们响应周恩来同志号召，回到本地闹革命。（口号略）
（清华大学《锁妖风》战斗组速记整理） 163） 周恩来陈伯达在陈毅检查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周恩来 陈伯达 陈毅
1967。01。24
〖时间： 4 ： 30 至 6 ： 00 ，地点：人民大会堂。总理、江青、陈伯达、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王力、关锋出席了会议。〗
总理：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我首先向外事系统各个单位和学校的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外事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各学校已经成立了联络机构，我们也曾座谈过几次。由于我们工作很忙，一直到现在才召见你们这个系统的会议，由陈毅同志向你们作关于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首先我要说明，你们在外事系统各单位的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很多，有的属于共同的，有的属于各个部门个别问题。因为今天检查不可能占大家很多时间，不能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具体问题作检讨，只能原则性的，提纲要领，实质性的作检查。至于详细的问题。将来有可能在本部门座谈会和群众会上和你们一起座谈，这样比较合适，这是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的方针，今天不可能在大会上做太详细的检查，占去我们的时间，也占去大家的时间，今天请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来参加会议。刚才有的单位向我们提出抗议，开会晚了。我们很忙，中央人手很少，有的同志还要动脑子、写文章。占去你们一些时间我们向你们道歉。我们力求准确，但也希望你们理解实际情况。
陈毅讲完以后，还有其他同志讲话，现在请陈毅同志讲话。
陈毅：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初期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和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派出一批工作队，从约束群众，限制群众；发展到镇压群众。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外事口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五十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由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的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权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在对外文委和第二外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用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到心，不择手段的挑拨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假借我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劣的是搜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我从一九四四年认识他以来，一贯很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发觉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地落后，在事实暴露之后辨别出真假。张彦企图挑拨我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权工作队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反，我却有很多错误的旧思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会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工作组等等作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向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就错误百出。外事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的，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悔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的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也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重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得不力，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重视了非本质，作主流方面的问题，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在说错话的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叫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效果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挫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正确的。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个表面现象，实质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立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我在对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淡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看不到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习惯于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这样严重地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的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诸如：过于自封，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