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部-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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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好市长！”记者，“怎么好法，说说看。”工人，“待俺们民工就像亲人一样，去年俺们十三个民工患了重流感，他听说后，亲自送俺们去医院，让最好的大夫给俺们看病。打点滴的时候，亲自守在那里，让医院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后来他又让俺们的媳妇来看我们，等俺们病好了，他让市政府派了一辆大面包，让俺们的媳妇都坐上车，在嶝江整整转了一天。这样的市长，怎么会侮辱俺们工人，那报纸上写的文章，俺们死也不会相信。”……
记者，“你呢？哪儿的？”工人，“俺也是河南的，俺在嶝江刚刚干了三个月。说实话，俺出来打工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夏中民这样的市长。什么架子也没有，饿了就跟俺们一起吃，拿起什么吃什么，要是觉得味道不对了，就跟事务长干仗，非要让事务长给俺们认错不可。每天上午五点多就起来了，第一个到的地方准是俺们工地，夜里常常是深夜十二点多了，还要过来看看俺们。跟俺们聊天，跟俺们逗乐。三月份刚来的那几天，天气突然下起了连阴雨，把俺们冻得直哆嗦。他到我们住的工棚里看了看，又潮又冷，被子都能拧出水来，于是他就给附近的一家市委招待所打电话，非要让我们民工都住进去不可。那家招待所的经理不情愿，他当着俺们的面就发了脾气，说你那招待所反正也没人住，让民工们住进去暖和两天，没病没灾的多给咱们嶝江盖几栋大楼，不等于给嶝江的老百姓积了阴德了？后来俺们工地上二百多民工都住进了招待所，都洗了热水澡。这些年，谁拿俺们这些民工当人看过？这样的房间，俺一辈子进都没进来过。你想想，俺们这些民工，浑身上下哪有干净的时候？平时住在街旁还有人嫌俺们又脏又臭，路过俺们的工棚时，还要捂着鼻子跑，夏市长让俺们这样的人住人家的高级宾馆那行吗？当时大家死活都不肯，直至夏书记发了脾气，我们才只好答应了，那一晚，俺们二百多人都一边洗一边哭。这么好的夏市长，俺真的不明白，嶝江为什么还有人要害他……”……
记者，“你年龄不小了呀，哪儿的？”工人，“我就是嶝江的，城建公司的。”记者，“说吧。”工人，“我当然要说，就是你们不来，我要找你们去说。那是什么狗屁文章！那个叫吴青辉的，他是工人吗？他什么时候当过工人？我实话告诉你，这个吴青辉是叫夏市长免了职的规划院的头头，好吃懒做，什么本事也没有，就会给自己捞好处。规划院养了那么多人，全是他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你可以问问他，他在嶝江都给嶝江的老百姓干过什么？那年他搞征地拆迁，故意压低价格，住户们不答应，他就让人半夜里强行拆除，当时有几个老人都还睡在房子里，差点没让铲土机铲死！后来他却说，他们拆错了，不是有意的。夏市长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你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这样草菅人命，糟蹋老百姓，还算是个人吗？身上还有人味吗？”记者，“后来呢？”工人，“夏市长那时候只是个副书记，吴青辉要没有后台，他敢这么干吗？后来不降反升，提拔成什么院长啦！让我说，我们嶝江的事情，其实你都用不着在这里采访，随便在街上拉个人，谁好谁坏，都能给你说清楚！这个吴青辉在规划院当头头，什么时候把我们工人当人看过？现在却自己说他自己是工人！那是诬蔑我们工人！糟蹋我们工人！他这么说，才真正是侮辱了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里面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东西！我的名字叫张继发，你就把我的名字登出来，就是面对面我也敢骂他，谁要跟夏市长作对，我们一辈子都饶不了他……”……
记者，“让这位女同志先说，你是哪儿的？”女工，“我是下岗工人。”记者，“下岗工人？下岗工人也要为夏中民说话吗？”女工，“是！我们几个都是下岗工人，但我们都要为夏书记说话。夏书记是个好书记，我们觉得他靠得住，现在能靠得住的领导越来越少啦！”记者，“你们下岗多久了？”女工，“两年多了，但我们能等，也愿意等，只要夏书记在，我们就有盼头，就有希望。”记者，“你们在夏书记身上看到了什么希望？”女人，“他对我们工人真心实意，他真的在为我们着想，在为我们想办法。”记者，“说具体的。”女工，“具体还要多说吗，是好是坏，谁肚子里没有一本帐！你就说她吧，她叫吴爱花，那天在市场上摆摊卖鸡蛋，几个市容办的人过来了，嫌她摆的地方不对，没说了几句，就把她的鸡蛋篮子踢翻了。后来就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电视台市长对话节目里去了，夏市长那天晚上专门把吴爱花请到了电视台，当着全市人民的面，让那几个市容办的人给吴爱花赔礼道歉。夏市长眼睛红红地对那几个市容办的人说，她是下岗工人，两年都没工作，但她没有上街，没有请愿，没有搞打砸抢，她不就是卖鸡蛋吗？卖鸡蛋一天能挣几个钱，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好好想想，她卖的是鸡蛋，那鸡蛋是能踢的东西吗？鸡蛋能踢吗……”记者，“别哭，别哭，慢慢说，说清楚。”女工，“……那天晚上看电视，夏市长哭了，我们全家人也都哭了，我们看得出来，夏市长真的是对我们工人好，真的替我们着急。有夏市长这样的领导，我们心里踏实……”……
工人，“我们是四川的民工，我们也要说话！”工人，“我们是河北的……”记者，“不用挤，不用挤，你们这几个女同志是哪儿的？”工人，“我们几个是环卫工人，就是嶝江的。”记者，“是为夏中民的事才这么挤过来的？”工人，“人太多了，我们怕再不过来就挨不上我们说了。”记者，“没关系，说吧。”工人，“我们都不会说话，可我们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呀！我们都在嶝江大街扫了几十年了，还没见过夏书记这么好的书记。”记者，“那就说说夏书记怎么好，实话实说。”工人，“我们不会说话，可我们不会说假话。说起夏书记的好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记者，“拣要紧的说。”工人，“夏书记过年给我们拜年，八月十五给我们送月饼，下雨天给我们送雨衣，冬天给我们送棉袄。头年夏书记来看我们，跟我们握手时，见我们的手都裂了口子，登时就让人买来了护肤霜。过去天热了我们是一身臭，天冷了衣服裤子全都成了硬邦邦的，喝的是洒水车拉的水，住的是捡来的砖盖的房，上面批评下面骂，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现在你看看，我们像是扫大街的吗？夏书记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盖澡堂，我们现在天天能洗热水澡，一年四季换四次衣服，夏书记还和我们一块儿在电视上唱环卫工人最光荣，还让我们这些老工人去北京，上天安门，看升国旗……”另一个工人，“去年还给我们上夜班的环卫工人买了人身保险，还让我们这些扫大街的集体去洗桑拿。我在嶝江扫了一辈子大街，我扫的那条街上就有一个洗桑拿的地方，我们天天在那里，年年在那里，可一次也没进去，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想也想不出来。后来夏书记就在会上说，清扫队好几百人一辈子没有一个人洗过桑拿，这真是天理不公。没多少天，真的就让我们进了桑拿房。现在想起来还像做梦一样，让我们躺在池子里直掉泪……”另一个工人，“我们不会说话，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环卫工人有今天，一辈子都感激夏书记，感谢共产党。有这么好的书记，还不好好工作，那还是人吗？去年市里搞无偿献血，我们清扫队的全都报了名。夏书记听说了，说他心里难受，不让我们抽血。我们说，夏书记对我们环卫工人好，就是共产党对我们好，就是国家对我们好，现在国家缺血，我们不献谁献？晚上我们扫了一晚上大街，谁也没有休息，第二天早上献血车来了，围了一大片都是我们环卫工人，一上午就抽二百多人。我年龄大了，人家说我的血抽不出来了；我回家就把我儿子拉来了，我抽不出来了，就抽我儿子的。夏书记对我们这么好，这点事也做不来，良心上说得过去吗……”记者，“大家别激动，别激动，这个人是谁？”工人，“这是我们环卫局清运队的副队长，你让他给你说，他能说出来夏书记对我们工人怎么好……”副队长，“你是工人报的记者吗？”记者，“我是。”副队长，“你能为我们工人说话？能把我们说的话都能登出来？”记者，“工人报不为工人说话，还能为谁说话？”副队长，“老实说，我现在都不能相信你们了！我一直在找省报的记者，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现在的报纸都只为当官的说话，老百姓说好的事，从来都没见你们登过……”记者，“我接受你的批评，谈谈你对夏中民的看法。”副队长，“我给你带来了两个人，都是我们清运队的。”记者，“就是这两个吗？”副队长，“年龄大的是父亲，年龄小的是儿子，还有一个母亲是扫大街的，人太多了，她没能挤过来。”记者，“你是说，他们一家都是环卫工人？”副队长，“对，他家三代都是环卫工人，爷爷也是清运队的，几年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当时夏书记调来嶝江不久。夏书记看望他家时，才发现他家一家三代拼死拼活地干，还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他家还有一个二儿子，在夏书记的帮助下，去年研究生已经毕业，现在正在读博士。”记者，“他们家出了一个博士生？”副队长，“对。要不是夏书记，别说博士生了。他这样的家，连大学生也不会有。”记者，“往下说。”副队长中，“说了你也不相信，夏书记来他家时，当时就动了感情，他说他没想到这个家供一个大学生会这么难。当时他爷爷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在加班加点给人家看车棚，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父亲干两份工作，晚上搞清运，白天拉三轮。他母亲也是两份工作，晚上扫大街，白天当保姆。当哥的晚上运垃圾，白天摆菜摊。一个月下来，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多时一千挂零，少时只有六七百。那年他家的二儿子考上了师范学院，一开学各种各样的开销就好几千，然后一个月精打细算，也得五六百。爷爷去世了，一下子又花了几千块钱，这下子，孩子的上学就成了问题。亲戚朋友借遍了，有钱也不敢再借他。过年时，夏中民去了他家。十几年了，他们家冬天从来没生过火，大年初一，连一顿肉饺子也没舍得吃。房子走风漏气，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墙上连张年画也没有。院子没有院门，屋子的门用铁丝拴住，平时家里没人，门从来都没上锁。天气实在冷得不行了，一家人就挤在炕上喝开水。初一夏书记去了，什么话也没说，把自己身上的三百多块钱全都放下然后就走了。初二夏书记又去了，带着民政局长，环卫局长，拿了两袋子白面，五斤猪肉，一桶菜籽油。夏书记对两个局长说，你们都看看，能说这样的一家人不勤快吗？不干活吗？挣钱的不干活，干活的不挣钱，这就是我们搞改革的成果？如果连这样的一家人都过不下去，连一个大学生都供不起，我们还怎么给党和老百姓交待……”记者，“后来呢？”副队长，“你让他们俩说吧。”父亲，“都解决了，都解决了，肯定是上辈子积德了，才让我们家碰见了夏书记。自那以后，我们的工资提高了，民政局也给了救济，环卫局还捐了款，我那儿子终于能上大学了。后天夏书记还带来了电视台的来，带了报社的记者来，接下来就搞了一个大讨论，还让我们上了电视。”记者，“什么大讨论？”父亲，“我记不大清了，让我儿了给你说吧。”儿子，“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每月工资一百多块，这样对待工人公平吗？”记者，“说清楚，再说一遍！”副队长，“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每月工资一百多块，这样对待工人公平吗？”……
夏中民赶到会议驻地时，天气已经暗了下来。也许是人太多了，场面太混乱了，声音太嘈杂了，一直等到夏中民挤到人群最前面时，才有人发现了他。
夏中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工人聚集在这里，宾馆前面的一条大街几乎完全给堵实了。
有人突然喊了起来，“夏市长来了！夏市长来了！”喧嚷嘈杂的人群很快静了下来，就像受到什么感染一样，整个一条街顿时悄无声息。工人们纷纷给夏中民示意，有几个女工见了夏中民，只喊了一声夏书记，就哭了起来。有几个老工人嗓音不大，但像在愤怒地诉说着什么。
夏中民竭力地安慰着大家，一边走，一边示意，一边向人群的最前面走去。
人们这时已经自动地闪开了一条路，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夏中民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