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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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
（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
（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
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
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
亲爱的彼得：
很久没见你，你最近去哪里了？
请记住：“第一件事情第一。”你能告诉我，我能帮你吗？
“抓住机会！所有的生命都是机会。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虽然语言不是彻底的联系，表达爱情不是误解。”
“最好的关系，是那些我们用自己的诚实与理解来创造的。”
因为不容易，我们应当加倍珍惜。
“奇迹会发生的，但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
“勇气与力量会给你帮助。”
“一个好的妻子，还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财富。”“幸福嫁给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点，变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个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点事儿的。我抱歉打扰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帮助。请到我的家里来吃饭，一起过春节，可以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这是我的健康证书。
（老实说，这封信我读来是心酸，心碎的感觉，heart…broken。 要知道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还夹了五百块钱，真叫人不知怎么说她好，嗨，绝望的人啊。何伟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话，我想他的感觉也会是一样。而他即便同情的话，也爱莫能助，这我也理解。）
健康证书上注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脏，胸肺都没什么问题。她的牙齿，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不真实；证书乃是原件的影印本，显然这个细节被改动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准确的。
在健康证的右上角，有欧小姐的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岁。这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个年轻得多的欧小姐戴着厚框眼镜，整齐的卷发。她在相片中笑着，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面对镜头充满自信。
那几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被整齐折好。那比欧小姐半个月的收入还多。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个不错的数目，六十块美元现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两个月。如果你把那个数目乘以二十的话，可以给自己买第二个孩子。
（用来形容欧小姐的词，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适了，Desperate，同时有非常渴望，以及绝望，不顾一切之意。当代的过渡社会中，在感情问题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谓多了，即便年轻漂亮的人也有那样的。我常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情感教育实在缺位，家庭，学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许多人大概都是通过阅读，或者看影视中的爱情戏来受教育的，然而这些资源良莠不齐。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确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国社会，乃是缓慢演化的，没有多少剧烈动荡，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始终保留着，而他们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心理辅导帮助，也比较容易得到。）
我对欧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头一年里，我发现，直截了当反倒是鼓励了她；一次我态度坚决地要求她别在夜里来我的寓所，而她变得很兴奋，下一周的每个晚上都来现身。我所有的关于欧小姐的故事，若是脱离了上下文来讲述，仿佛很搞笑，但它发生的时候，我只是很烦，被弄得悒悒寡欢，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绝望，那么不快乐。
（何伟用的词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
我带了钱去找费晓云，她在同一家百货店的另一个部门上班。费晓芸可能是城里我认识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亲切温和的；她是最先跟亚当与我说话的人，在我们的中文还很糟糕的时候。进城时，我经常停下来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欧小姐的问题。我把钱给她，解释了情况。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节了，”费晓云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给别人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她只是想表现她的善意。”
多年前，费晓云曾经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这个，她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我听着她清晰的音调，摇摇头。
“在春节人们会给小孩钱，”我说。“我了解这个传统。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一个成人。如果我给你那么多钱，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当吗？”
“不，那不恰当。”
“这个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很尴尬。”
“是的，”她说，叹了口气。“有一点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欢费晓云的地方——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觉得可以向我说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要维护她，然而同时她也了解我的难处。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钱，表情有点难过。
“请你帮我把钱还给欧小姐，好吗？”我问。
“好的，我肯定会的。”
“你可以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请不要鼓励她——我不想她再来麻烦我了。我不想没礼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会跟她说的。”但我能看出，费晓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欧小姐是那种已经滑过了界限的人，你对那种人没什么办法。我猜想，当我要永远离开涪陵的时候，肯定会跟她有点小麻烦，后来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但站在百货店里时，我不怎么担心未来的事。在涪陵，我总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还回去。
我谢过了费晓云，希望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几个星期后，她跟我说已经把信还了。我把欧小姐的健康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忘在那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想着那张老照片，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年轻女人没有结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变成今天的样子。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没有扔掉那张照片。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
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
“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
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