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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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
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
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
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一连串的女孩，跟着来了一个男孩，标志着孩子的数量到此为止。在那些日子里，罚款很少，而农民们还是跟随传统模式，要孩子要到一个儿子为止。罚款，和其他与钱相关的事务一样，不算敏感话题。有时我戏弄杰里米，因为他只花了一百块钱。我向朱莉娅提议，用五百去买她的弟弟，这样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资上赚一倍，她只是笑笑，摇头。
我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了乡下工作，在那儿他们每个月挣大约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这钱很少，但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独立找工作的传统，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数学生都感到害怕，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们接受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拒绝政府工作的话，会遭到惩罚。如果他们选择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们收到的奖学金，那加起来大约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里，权威部门开始改革这些规则，准备取消自动分配制度，但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受传统体系支配。
更为进取些的学生往往会付这罚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来回避分配的工作。五个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职位——他们全部都是党员，而他们去的理由除了金钱外，也有爱国精神。诺斯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在乌江涪陵榨菜厂找到了个销售的职位。两个最出色的女孩学生在浙江的私营学校教书。安妮，那个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女孩，则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书，然后她去了深圳，那个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
对四川移民来说，深圳乃是那种让人憧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赚钱很快，很容易，有时不需要关系，或者不需要受过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点运气。在我们和平队员所去的所有四川师范学校里都流传着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低声议论着某些同学，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发了财，感谢学校抛弃了他们。在我来的头一年里，一个英文系叫栋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之后他跟随着标准的放逐路线去了深圳。但在那个兴旺的城市里，他却困住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而第二年对栋来说，乃是彻底没面子了，在付了一笔巨额的罚金后，他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关于失败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有时你会听说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当钱用完了，但大多数时候听说的只是成功故事。
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
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
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带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
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山门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
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物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妹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了黄凯去营业部，因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会很兴奋，反复大叫“股票！”，当股票信息在电视上显示时。然而一旦面对着市场的真相——拥挤的人群，闪耀的价格板，噪音，这地方整个喧嚣的能量——他嚎啕大哭，无法安抚，直到他们回了家，那儿熟悉的毛主席画像装饰在客厅墙上。
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默从纽约打电话来，提醒我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情况很严重。他在华尔街研究新兴市场，而为了我的缘故，他总是留心中国的情况。
那天我跟廖老师上课，我告诉她现在可能是退出市场的好时机。她不以为然——我知道什么呢？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海指数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坏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师损失了一千块。黄小强家也差不多。他们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而黄凯捡起了一句话，不断在嘴里嘟嘟。“跌了，跌了，”他说。在一周内，他们卖完了所有股票。
（何伟这一段不大准确，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大。那次下跌，谈不上是中国股市典型的灾难，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国朋友也肯定没那么神奇。这里的笔触不够格调，或许不无编造。）
我下一次跟廖老师上课时，她怯怯地笑着，在她走入办公室时。
“你是对的，”她说。“我忘了你的话，直到那个礼拜一，在我回家看电视后。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市场已关了。后来，我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会跌。”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
“我们应该听的。”
我问她亏了多少，她告诉我了。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价一直往上蹿，而现在，全年没一个好的月份。我告诉她会一直给她更新克莱默的报料。
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电话，有时她会在晚上给亚当或我打电话。一天夜里，她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贺。随着时间流过，我发现这乃是教师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前的学生偶尔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成长与独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们衡量的基准点经常与钱有关：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迁，一个新BP机。一次某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他买了部手机。他就手机跟我谈了好几分钟，然后，他顺便提到，他还订了婚。
我对安妮说，如今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高了，这让她笑出声来。但在电话上听来，她好像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最后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儿。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她慢慢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男人，他喜欢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沉默。我又问了一遍。“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胖。”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笑着。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毕业后长了点肉，某个方面来说，那使得她更漂亮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因为胖，那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