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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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这个差异让他很感兴趣。“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美国，”他说，过了一阵后。“但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有些人权问题。事实上，老百姓不关心这个。老百姓关心的是吃穿。看看那里。”
他指向窗外——一个破落的村庄，铁轨边的垃圾，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被一个蓝衣的农民牵着。老百姓。
“你想那样的人会担心民主么？”他说。“他们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然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别的。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无法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的话题从政治滑开了；他谈到了婚姻，以及他将如何在三年后找到个老婆。在我认识的年轻中国人中，常有这样的计划表；他们对爱情，跟对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样，都是那么务实。这年轻男人解释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后，他将二十八岁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而到那时，他将有足够的钱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的钱，他说，而且你也不会想在新疆那样的地方结婚。在三年后，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许在青岛，一个东海岸的城市，前德国殖民地。他谈论青岛的语气中带着爱意，说到它那美丽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静的海；而我们的火车稳健地摇晃着进入了沙漠地带。
这是一个长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无物可看，在火车上无事可做。我坐着跟人聊了几个钟头，然后爬上了我的床位。我们经过了兰州，甘肃的省会，在那里烟雾笼罩着阴沉不洁的黄河，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一切都变了——我们在一片明亮的风景中，有绿色的草场，黄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状的山岭，一直卷向地平线。
一个肥料销售员出现了，开始向我问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一部旧车呢？牌照费多少？税呢？保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回答——其实都是我的猜测，所有的猜测——而我则高兴火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写东西。但他们在这片荒地上种些什么需要肥料的东西呢？
“大麦和玉米，”他说。“当然，那里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乌鲁木齐附近有谷物种植。但我们生产的肥料是运往内地的。”他回到了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失业金呢？政府给你们什么样的保险？
谈完了那个后，我们沉默了，望着窗外。我觉得我应当继续这次谈话，但关于肥料问不出多少话来。我问他何时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里，”他说。
“那你父母何时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们去那里建设国家。就和美国一样。”
我们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个牧羊人在绿野中赶着牧群，一个蓝衣的男人沿着土路骑着自行车，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旷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则是一片广阔空寂的地平线，我在中国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好几英里都不见一棵树。
“往西部去吧，年轻人，”肥料销售员说，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书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个时分，我们经过了嘉峪关，那是长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没有看见那边界，但到了早晨，很明显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线。那里不再有村落与墙，只有岩石，尘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阳光中投下明锐的影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或者不如说，比喻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却仍然在中国的国境内。但这是汉族传统居住地的终点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丝绸之路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地区。中国人称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是原居民，而他们叫这片土地为土其斯坦，或者维吾尔斯坦，而且他们想要自己这块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边疆，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从中国的手中溜进溜出，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这地方很难管治——它和许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积有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有油田与矿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维族，乃是穆斯林，说着土耳其的语言，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通处。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现过暴力事件。对他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汉人挡在外面——四十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只占到15％，而现在，那数目膨胀到了接近50％。汉人来这里做许多种工作——来当兵，来当政府的干部，来当肥料销售员——而他们是不停地来，坐这样的火车来。在我的车厢里没有一个维族人，而满满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汉人。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他有一个中国老婆，”她说。“你听说了吗？”
“是的，”我说。我听说了关于大山的所有的事儿。偶尔人们说他的祖母乃是中国人，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金发。他的中文老师也变得很有名，有时人们建议我搬去东边，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种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我的汉语已有了不错的基础，呆在四川这儿只是浪费，因为连本地人都说不好这语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我想谈谈别的东西，而谈钱总是不会错的。
“他一个月赚好几万，”那女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工资很不错。你能赚多少？”
“一千块。”
“不像大山那么多。”
“不，”我说。“没有大山那么多。”
“但够了，”她说。“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一千块够了。”
“是的。这工资比涪陵多数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听说过吗？在四川。”
她想了想，摇头。
“我肯定你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它在中国很有名。你见过电视上的广告么？”我唱起来
乌江牌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来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马上都认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过它来解释我从哪儿来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的话。我谢过了，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着我们进入了吐鲁番——哈密盆地，火车上越来越热，而铁轨边的土地因为阳光而干裂了。远处的山逐渐下沉，而地平线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仿佛巨大的蓝色穹顶，挂在黑土之上。
我们在绿洲小镇哈密停了一个小时，那儿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汉语，以及阿拉伯文字。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见到维吾尔族人；他们站在月台上，卖着葡萄与西瓜。维吾尔人有着长长的鼻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而他们的脸部特征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几个世纪前，他们中的许多曾是沙漠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而即便今天，那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会驱动他们跑遍中国寻找商机。维族人经常在大城市里做黑市的外汇生意，他们也会在那儿卖葡萄干和水果饼。即便在涪陵，也常见到几个维族人在下城区的街道上摆摊。他们带着篮子，沿长江而下，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两周，然后继续前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中国小商人中，维族人乃是最特别的——你能在他们家乡两千英里外见到他们，而他们所拿的依然是一篮子葡萄干与一盆水果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在哈密，那个安全管理员和我站在一起，看着卖水果的人，我问他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怎样。
“我们中间有些问题，”他说。“有时那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在教育，农业，经济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但那里还是有问题。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不是因为政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麻烦——你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跟黑人之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不错，我告诉他说，我不认为新疆的问题是美国的事务。但我说如果它乃是中国事务的话，春季时的暴力事件没有出现在重庆与涪陵的报纸上，看起来很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有爆炸，”他说，耸肩。“就像以色列那样。”
“你们公司有维族的员工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而如果教育不够的话，就不安全。如果他们的水平合适的话，我们会雇他们的。”
“你会说维语吗？”
“不。不需要那个。上班，购物，都是用汉语。”
“你懂一些词吗？”
“我知道一些。你好，谢谢，谢谢该怎么说……”
他停顿了，努力想着。他在维族自治区住了两年。“我忘了，”他最后说。“但我知道‘再见’”
他说了，轻声的，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
那些绿洲小镇每隔一两个小时出现一次，从铁轨旁突然升起，然后又迅速消失于岩石沙土之中。它们不是那种浪漫情境中的绿洲：没有棕榈树与闪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尘土，与玻璃。好像沙漠与绿洲的关系被颠倒了；当我们的车开出小镇时，我会长出口气，难以想象这种地方曾经对游客有什么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贫瘠的，却迷人，而那些小镇毫无魅力。
我愿意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看着铁轨旁无垠的荒芜。火车很舒服，人们也友善；我是这节车厢中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经常给我吃的喝的——番茄，黄瓜，冰棍，鱼干，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来给我聊聊某某东西的价钱，或者中美关系，但最终，似乎那荒芜之地吞没了所有的交谈。几乎所有人都坐着，无言，看着窗外。
火焰山从南边升起，有着无尽的红色石梁，然后天山进入了视野。雪在山顶的高处一道一道。天色变黑了；一轮满月沉沉挂在东边的天空上。火车轰隆轰隆往西去。我们好像永远到不了乌鲁木齐，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检查站，带着机枪的警察检查每一辆机车。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国不常见，而在新疆，他们很以此重任为得意，时常拨弄着扳机与把手。他们不会仅仅把枪挂在带子上——带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里，瞄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