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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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
（关于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国家里显然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在西班牙时碰到的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的种族问题，我当时回答说许多中国人没机会见到多少外国人。现在想来，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将来的问题。当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入国。在西班牙的经历中，我也感觉一些对外国人的冷淡，当然西班牙绝不算很特别。）
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 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
（我不太赞同何伟在此处引用鲁迅的话。这种评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带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鲁迅虽然是一个重要作家，却不能算视野开阔，有长远眼光的那一类。而他过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视野。那些夸他或者俄罗斯的某某为“民族良心”的说法，也堕入了此中。何伟的家庭有一些教会背景，他身上也不乏传教士的传统精神，让他也显得偏重道德思考。过多围绕着崇高道德打转是不行的，历史已有许多明证。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当然有道德的成分，却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发展法治的力量。
就历史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味光荣无瑕的。何伟应当加以更多的同情与体谅。西方宗教狂热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国所未曾有过的。只是西方人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大有改善，这个中国人倒是可以借鉴学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理解何伟的态度。我们谁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山们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