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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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画着：弯曲的新流向，干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无兴致看着他画。太阳落到西面山岭之下了；空气变冷。乌江上现在没有船了，黄昏的睡眠泛起紫色。
船舱在空中的余光下反出白光。男人们继续说话，老板解释道，他从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电视台，当技工。“那工作不错，”他说。“工作环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决定要变一变。我在１９９３年买了这船，花了超过四十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样——我们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船主自己决定去那儿，去多久。那很好——我们有自由。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一次，然后在涪陵休息。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和其他工人的家乡。去看看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们住在这儿。”
他挥舞着香烟，动作很大——他指向河东区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区灰色的建筑，和初上的灯光。那灯光在未经驯服的乌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带，显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冲入了棕色的长江，向东而去，经过三峡，经过毛的家乡，经过江阴，在那里，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经过了上海那泥泞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东海。
第五章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她说。“邓小平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
“噢，”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小平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
毛泽东 七人
邓小平 四人
周恩来 四人
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
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
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
虽然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
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
当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毛泽东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
（何伟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语气不乏暗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小平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
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
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