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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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绝X光的态度是坚决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缩，说这程序其实并非必要。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医生带着期待观看这一幕。最后我告诉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给成都的和平队办公室打电话。
我尝试打了电话，但医疗官员不在。我在卧室里坐了十分钟，读了会儿书，然后我回到了诊所。
“我很抱歉，”我说，“但和平队跟说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没问题，”傅主任说。“我刚和管理竞赛的人聊过了，而他们说你不做也可以。他们会给你个例外安排，因为你是个外国人。”
我谢过了他，为造成的麻烦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们两人都握了医生的手。他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关于比赛的开始时间，没有时间表。运动员在出发的区域聚集，没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点钟，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什么时候讲话结束，比赛就开始，而官员们把时间拖了又拖，起点线重复被冲破，人潮汹涌。一小部分人会抢跑，其他的群众跟着作出反应，然后警察叫每个人退后。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边的人推挤，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点线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那儿有一个在建的新公园。线的整个左半部分笔直朝向一个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条狭窄肮脏的马路，那是运动员们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儿离起点线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众在那么短距离内排成队列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运动员们安全通过了，道路会立刻出现一个九十度大转弯，将导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此乃我的竞赛生涯中所见的最危险安排。我有点想退出，部分为我的安全着想，但主要是想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来观察这场灾难。罗伯舒米兹，另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在这个星期来访，他和亚当拿了相机，兴高采烈在马路那头等候。
师专的队伍在起点线右侧位置，径直对着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体育生，通常我们是竞赛中最强的队伍，和太极药厂并列。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起，等待出发枪响。这是个凉爽的早晨，冬天的雾气低低悬于城市上空。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继续讲话，警察有点控制不住人群了。要么他们启动比赛，要么比赛就自己启动了，最后，有一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个。他鸣响了枪。
这里是中国。混乱，噪音，肾上腺素；害怕，惊喜，和兴奋；一大群的身体，每个人都在大叫，喇叭在响，大地震动；我们所有人都发了疯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挤来清出空间；双腿抽动，乱撞，冲刺，留意着小幅度甩腿以免绊倒；有些人喊叫着跌下山崖，其他人滑过了第一个转角，避开那少数不好彩摔倒的人，他们的身体在地上滑动，头上是一片片的腿脚涌过。时间一秒秒滑过，每一刻都需要永恒的专注和努力。我们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飞下街道，冲过第二个转角，在新华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开始到上坡阶段了。整个情景依然因肾上腺素而动荡，但我意识到那永恒的起始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阶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场赛跑的开始阶段过后，总会有那么一阵的疏离之感，当成为大众一份子的那种幸福感结束了，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人，而且你将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赛。
我慢了下来。突然间我感觉累了；肾上腺素已经蒸发，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刮伤，没有瘀伤；不太记得我是如何安全通过的。我环视周边。我在领头的那一拨人里，大约五十人的一组，而其他人也逐渐加入到正轨中来，在那起初的忙乱之后。我们在稳健地爬山，步子逐渐放缓。我感到我的双腿回来了，那种失去知觉的兴奋感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在我的脚趾下，山丘陡峭。警车的灯在我们的前面滚动。前方远处，一群学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领先我们一百米处加入到比赛当中来，但警车驶过，把他们拉出了队伍。
整个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领先时，比赛大约过去了两分钟，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经跟不上了，比赛完结了。这是个差别很大的赛场——大学的学生，单位职工，以及，一些运动员，他们若是更多训练的话，可以成为好的选手———但他们全部都输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领先。
在任何大型的赛跑中领先都是种陌生的感觉。人们谈论跑步中的孤独感，但我总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特别当队伍拉开了，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在队伍当中，你通常会和其他运动员有一种团结感，即便大家是在竞争，而在前方领先，就没有这种幻觉了。那时，比赛成为了追逐———一个人对抗赛场中其他所有人———而我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而当你是两千多人中唯一一个外国人时，这感觉就更其孤独，沿着赛道两侧，观众在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回头望去。在我身后能看见赛场上的其他人———一道没有尽头的人流，一群黑发的民众。那主要的清道车已经慢了下来，我尾随在它的闪光灯后，不过几步之遥。我再次回头望去，以期记住这陌生的场面。山丘现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两旁排满了观众，我经过时，可以听到阵阵惊奇的声浪；他们在兴奋说话，叫嚷。“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而我想着：今天不要对我这样。如果你想要看看来自外国的人，看看来错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乱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狈的人，你往后面看。去看那些开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奇声香烟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热气与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许多年里，我在许多地方都是这么样的，而情形永远是一样。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礼仪规则。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头处，我已经领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轻松。后半程乃是下坡，因为这是折返跑，我掠过了其他的选手。那些还没筋疲力尽的加入了合唱：“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一点妨碍不到我，因为在这四公里当中，我彻底找到了家的感觉。
通过这场胜利，我赢得了两套运动服，聚酯纤维的。两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样骄傲地绣在了胸口上。我还收到了一个证书，说“何伟同志”，我的中文名，赢得了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春长跑。竞赛的组织者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给了我五块，为我参加了其队伍。他们还为我的体检给了我一块半，叫我猜想若是答应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来我得到了二十六块半，花在了两个星期的午餐面条上。
我在接下来的那周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用一个头版故事做了专题报道比赛。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密苏里的美国教师，叫做H 艾斯勒的参加了比赛，而关于我比赛前的热身，描述非常详细。他们报道了在我头一个冲线后校方代表是如何的兴奋，还引用了另一个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话，他是一家药厂的年轻人，说道“如果这比赛在我军训后马上进行，我肯定能打败那外国人。”文章的结束语如下：
这比赛也成功地树立起了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我们的记者问道，“你对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比赛怎么想，”一个贸易学院叫徐成博的学生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比赛而让一个外国人拿了头名，我感到羞愧。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学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因为当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一个西南军校的老师说：“那外国人起跑时获得了领先优势，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只有我们投入到发展我们的身体中去，更多勤奋而科学的训练，我们才能看到获得冠军的那一天！”
这并非我所希望的反应，虽然我并不意外。在涪陵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广泛，而运动总会使得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这就是篮球在这里失败的原因，而有时我想参加这比赛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和平队的朋友们想说我至少不该尝试取胜。但我喜欢卖力地跑，就像这竞赛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去把涪陵的人们当小孩对待。我希望他们知道有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们看到，尽管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挣扎，至少有一样事情我能干得好。如果他们的反应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许当他们了解我多些，情况便会不同。我揣摩我那张写着“何伟同志”的证书乃是个好兆头。
比赛后的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课，她脸上放着光。
“我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你赢了涪陵的长跑！”她说。“我之前没听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重要，”我说。“事实上，我跑得一点儿也不快。”
“你跑得很快！”她说，为我这种装出来的谦虚感到加倍的高兴，这正合了中国人的习俗。“那比赛规模很大———在整个涪陵城，你是跑得最快的！”
“可能有些更好的选手没有参加，”我说。“而且你知道，王军霞还是比我快。”
王军霞乃是中国的长跑女选手，最近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了一枚金牌和银牌，这个参照叫廖老师更开心了。她再次表扬了我，最后我们坐下来，学到了一章如何说再见的文章。也许我做得异常的好，或者她在一种特别宽恕的情绪中；在那天她几乎没说过不对。
白鹤梁
今天的长江，比1234年前那个仲冬的长江高两英寸。这中间的年份见证了其它的变化———五个皇朝的过去；蒙古人来了又去，满洲人，英国人，日本人；长城的修建与文革的破坏；大跃进与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一个未成型的梦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但尽管有这些变迁，今天长江的水位只是刚刚比763年高出两英寸。两英寸，在1234年间。
这便是白鹤梁所讲述的故事，它是大约七十米长的一条状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临时的岛屿。每年，石梁最多能从长江泥泞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个月时间，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该年异乎寻常潮湿的话，它根本不会亮相。而当它真的冒出来时，石梁乃是会说话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画，超过三十万个字。长江的四千英里长度中，其它没一个地方可比这里，人类留下如此鲜活的记录，记载了长江的生命。
没人确知石梁何时被用作记录，但几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对石头鲤鱼，它们被刻在长江波动的水线位置。每条鱼都有接近两英尺长，一条尾随一条游动，朝向西方，它们的小腹连成一条线，显示出了当初雕刻它们时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条鲤鱼的嘴中，一朵莲花开放。这些鱼乃是在唐朝什么时候雕上的，在763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铭文提到了它们的出现。今天这个下午，长江的水位仅比鲤鱼线略高。
鲤鱼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艺术性的。对江上的船只来说，冬天乃是最危险的，当危岩和浅滩因低水位而暴露出来时。经过涪陵的船长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双子鱼相比较，从而预测出前方江面的情况。鲤鱼游动的位置不变，而江水总在波动；当地人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这成为了长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许多年里，其他的朝代在石梁上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刻录，绝大多数都提及了唐朝鲤鱼的回归。在双鱼的上方一点，一段北宋的刻文欢迎它们的出现，在971年：“河水退却。石鱼可见。来年丰收。”十英尺上方，时间突然跃进了三个半世纪，来到了1333年，元朝的官员注意到了唐代鲤鱼的归来：“在涪陵石鱼的出现预示着大丰收，保障来年的官职。”
大多数的镌刻都跟随了这种仪式——看见鲤鱼的年份，跟着是丰收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以皇帝的名义刻下。这仪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鱼儿的出现和丰收相关，最终白鹤梁从水文探测工具，转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环的甲骨文。而穿过这些无尽循环的，乃是人类历史的一条直线，当一个皇帝的代表接着另一个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们的镌文。
石梁不过是每年几十个的记录之一，以皇帝的名义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说的力量的代表，而这些力量的展现———一次地震，一场洪水，一次饥荒———征兆出天意在反对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王朝。这皇帝内心震恐，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转向这些仪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员惯常地以他们的统治者名义在石梁上篆刻，尽管那岁月侵蚀的旧有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