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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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我跟王老师握手。赛老师看似忘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显然他习惯了在大男人的阴影之中。
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
“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
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
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
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
“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
我说我读贝娄读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风格不难亲近，而且他被视为最好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头了，好像他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个。他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
“那乔伊斯卡罗奥兹呢？”傅主任问。“你觉得她是跟从了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统吗？”
“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大多数人说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事实上，有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
这把我们导向了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接着是托尼莫里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后我们去到了南部文学。在那之后我们讨论了海明威和“肮脏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亚斯沃尔夫。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翻译的，随着讨论进行，我发现他的美国文学知识超出我的预想。我也意识到，会想说拥有一万本书的王老师要我帮他学“你好吗”，我真是个笨蛋。
半个钟头后，我们移位去了宴厅。头一杯是敬给桌边所有人的，之后王老师向亚当和我单独敬了一杯。接着，张书记代表党向大家敬酒。当下一轮来到时，赛老师推开杯子，紧张地裂嘴笑着。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这已经够了。”
“喝了，”张书记说。“干掉。”
“你知道我不能喝的，”赛老师说。他拱起双手，弯了头，一个请求的姿态。赛老师乃是系里最聪明的老师之一，一个矮胖的男人，四十来岁。今晚，两杯过后，他的脸已经红了。他再次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必须为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他们开头说着英文，为了我们的缘故，然后就转向中文了。在争论间他们为酒杯而奋斗——赛老师想要推开它，而张书记牢牢地将其摁在桌子上。傅主任和王老师咧嘴大笑。他们两人也加入进去，嘲弄赛老师，直到他最后举起了杯子。每个人都在看他。
他花了很久才喝完这杯。他分三次痛苦地咽下，之后他又咳又喘。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几秒钟内，服务生又来续杯了。赛老师迅速用手盖住酒杯，摇头。
“这就够了，”他说。
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个地道的四川景致———每一幅关于可爱的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真的，”赛老师说。“我喝这些就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奚落说，拽着他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回应道，他咧着嘴。
王老师说了些什么，所有人都大笑。有几分钟，整张桌子都聚焦到了赛老师的杯子上。很难相信不到一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与乔伊斯卡罗奥兹。最后赛老师软下来。
“就一次，”他说。“最后一杯。”
服务生斟满了杯子。王老师笑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亚当和我。他做了个快速的手势，举起杯子，我们三人一饮而尽。王老师喝得很容易，他也没有脸红。
食物来了，有一阵，干杯的节奏舒缓下来。但他们继续时，每个人好似都忘了赛老师，他不过是酒局开场与收梢时的娱乐项目。当正式的拼酒开始后，他就是个麻烦。现在，他坐着啜茶，而白酒在席上汹涌。
这部分的饮宴是有策略的，通常，干杯前都有低声的讨论，教师们用四川方言，而亚当和我用英语。这里的机谋乃在2对1———若张书记向亚当与我两人敬酒，我们都得喝，而立即，傅主任又会做同样的事儿。我们的回应是先发制人；如果我们察觉到他们有什么阴谋，我们中的一个会敬一对，或者，向全桌敬酒，然后，他们得花时间恢复，在反扑前。偶尔他们尝试聚焦在我身上，察觉到我功力较低，当这时亚当会插入来保护我。这在四川是允许的——一个朋友可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次酒局都有个领袖，一个酒精中的男性A字母，他控制着白酒的方向。张书记总是英文系的领导者，但今晚他让位于王老师了。这个大块头男人动作迅速，而且，十分公道，向全桌敬酒直到其他老师开始软掉。在那之后，他转向亚当和我，他鄙视通常的二对一的游戏，轮流向我们单独敬酒。这出戏可谓壮观。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人还是席上最清醒的三个，但我很快就要晕了，而王老师没有放缓的迹象。我听到傅主任和张书记叫他悠着点儿，因为他们害怕我会喝伤，终于，敬酒结束了。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乃是关于一辆载货三轮车，他用四川话说而赛老师翻译。这故事的发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没法听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游荡，直至我发觉自己看着那个随着王老师来的小个男人。我已经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则面带微笑。他说着什么，但我不能理解；他说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么也没有提高我们两人的语言能力。最后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话，一个个音节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你说什么？”
“莎 士 比 亚。”
我摇摇头，他重复了好几遍，做着读书的手势。最终我脑中闪过一道光。
“莎士比亚？”我说。
他大笑起来，竖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点头，又道。
“马 克 吐 温。”
“马克吐温。”
慢慢的，我们从梅尔维尔，诺里斯，欧康诺，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猜诺里斯和基弗。我们没什么别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没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虽然他尝试沟通说他尤其喜欢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梯格，那大约是美国唯一一部关于牙医的好小说了。现在美国几乎没人读诺里斯了，但这里，长江的上流，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结束了他的三轮车故事。即便我错过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个小时跟三轮车夫讲价，后来发现他就在旅馆的门前。所有人都对这故事大笑。因为翻译的缘故，他们意识到赛老师还在这里。
“喝，”张书记说，指向赛老师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赛小姐！”
“赛小姐！”
最后他勉强又喝了一杯。很明显，宴席将散了，王老师对亚当与我举起了杯子。我们也举起来。
“为了书，”我说。
但王老师脑子里有别的考虑。他对我很严肃说了句话，赛老师翻译了。
“王老师，”他说，“想要你为学校的杂志写点东西。”
我们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冻住了。
“具体意思是说？”
“他想要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的还是英国的？要多长？”
他们快速就此讨论。我们的三杯酒还举在空中；无疑这是请求当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间。
“美国的好些，”赛老师说。“只要一万字。”
我屏住呼吸。“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够写那么多，”我说。“告诉他我可以写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这是我在牛津时所学的。或者莎士比亚。但其他的就很困难。我在这儿没有多少笔记。”
又一阵讨论。我的手臂感觉很沉了。王老师点点头。
“狄更斯，”赛老师道。“一万字。”
我们干了这杯。白酒的味道开始变得恶心而危险起来，在酒落腹中后，我开始颤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里总有个要点，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现在，我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但我并不抵触；至少现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几分钟来威逼赛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脚步踉跄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会忘掉这篇文章，但一个星期内，提醒就静悄悄地出现了。我拖延时间，解释说我忙着教书，但我开始接到信息，传达王老师的最后期限。最后，我坐下来，写他希望我写的，一篇关于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尽快地写。讨论说狄更斯根本上乃一个中产阶级角色，他喜欢描写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他希望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这些题材乃是很好的创意资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谴责狄更斯走资本家路线。我喜欢在一篇文学随笔中用到这个字眼。否则，这篇文章写来便索然无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许多的描绘，以望填充字数。赛老师得把它翻译成中文。一整个星期，他为这该死的东西努力奋斗着，跑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着他的头。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举办了一场公路赛跑。这是第二十二届迎春长跑，城里所有的学校和单位，相互竞争。比赛前的两周，傅主任问我可要参加师专的队伍。他看上明显紧张，因为教员篮球赛那事还过了没多久。
“你要理解，”他说，笑得很不自在。“那儿有很多的农民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不懂什么运动精神，也许有些人会比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来，从没有外国人参加过长跑。他们欢迎你参加，但我想情形会跟美国不同。”
我能看出来，如果我不跑的话，傅主任觉得情况会简单些。有那么阵儿我考虑不去参与，因为篮球比赛的事儿在这个本来还不错的学期里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低点。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都已经够公开的了；没有理由再去寻找更多观众来围观。
但在赛跑中没有裁判，而且这不是项身体冲撞的项目。群众会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动。这不会和美国的长跑有太多的差别———即便真是不同的话，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至少一次吧。我告诉傅主任我想参加。
他解释说每个运动员都要参加身体检查，在比赛的一个星期前，我去了学校诊所拜访医生。那是一栋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场边上，它是校园里保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时学校是所高中。
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项检查后他都微笑，告诉我说很健康，而我则谢过他。然后他领我到边上一间房子，那里有一样脏脏的白色仪器挂在墙上，盒子一般的形状。傅主任说，“现在你要做个X光胸透。”
我在房间的入口停住脚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说。
“没问题的，”傅主任说，微笑着。“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说，我望着那脏脏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这个X光胸透。“为什么要做呢？”
“参加比赛的每个人都得做，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每个人？”我问，而他则点头。我问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超过两千五百人。”
“而他们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说。“这就是规矩。这很安全的。”
这荒唐的说法叫我惊住了———在这个人均月收入大约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参加四公里跑步的两千五百人都做个X光。我怀疑真实情况如何：学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约害怕我在比赛中途倒下死掉，而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传递类似命令的任务总是掉在傅主任头上，而有时他的表现更似过滤嘴而不是翻译者。这项工作很讨厌，很不好做，而我总是为他感到难过，遗憾，当我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时。但我对他的状况无能为力，现在只能尝试寻找一个有技巧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绝X光的态度是坚决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缩，说这程序其实并非必要。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医生带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