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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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实回答了廖老师，告诉她我觉得比赛没什么意思。
“那个裁判，”我说，“是个坏蛋。”这是个常用的侮辱：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问题——你错了。而且你不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这是伤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诉她：篮球里没有升调降调，你根本没没资格判断。但她还有话说。
“你的运球错了，”她说。“那就是他惩罚你的原因。你是这么做的——”她作出手势来，向我展示我如何运球。
“不对！”我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动作。我的运球方式跟在美国时一样。那裁判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他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儿你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同。那就是问题——你习惯了美国那种打球方式。”
她说着，希望有技巧地结束争论，因为她察觉到我被惹烦了。但我已听过太多的“中国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关于中国特色篮球的课。
“篮球是美国的运动”，我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了解规则。那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在我说完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蠢，而我还可以继续说：我们美国人学一门语言学四个月，就足以传达我们的傲慢了。但我没有这个词汇，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想谈点什么别的。我们复习了去机场的课文，没人再提到篮球。
跟孔老师上课要单纯多了。他跟廖老师每周更替。他不那么倾向于说不对，部分因为他有点懒，但也因为那个学期的斗争慢慢教会我们把彼此当人看。最后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第一个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里，在我们发展出真正的友谊之前，我能看出他的兴趣在生长。他有时会问我关于美国的事儿，在我的中国词汇范围内，而且我察觉到一旦有了机会，他有许多想问。当然，在我的汉语能跟上我的思路后，我也有些问题想问。
我们在我的餐厅里上课，当太阳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时候，早晨光线温暖。我们边学习边喝茶——茉莉花茶，在热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开放的莲花一般展开。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轻轻吹着气，让花叶漂去一边，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另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叶子，他转过头去，轻轻吐到地上。那个，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一个干部公寓里，还可以向地上随便吐。
在十二月的一个晴朗下午，我备课时，听到了底下广场响亮的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的扬声器总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从阳台往下望去，见到一批人聚集在礼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阳台可以垂直望向广场，一切都很清楚。一条横幅展开，挂于台阶之上。我认不出其中大多数的字眼，但有些还是可以的：“安全”，“环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横幅下现身了。蓝布铺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麦克风出现了。
我曾见过这种安排——这是给干部们安排的区域。很快，六个人拾级而上，坐到了桌边。我眯起眼想看清他们是谁，但认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许多人都身着制服。
发言开始了，一直传上了我的阳台。群众聚集在礼堂台阶的底端——主要是学生，也有从大门外周边社区来的人，年老的农民，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安静聆听着，从他们的沉默中，我能看出这是个严肃的事件。讲话声在广场上回响，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孔老师来上课了，他把书放在餐厅的桌上。“很吵，”他说，微微笑着，我也同意———声音太大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课上，那关于坐火车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动脑，好没意思。我们走到阳台上，观看人群。现在有好几百人在那儿听着讲话了，而且我能看见成群的学生从教学楼冲下来。
“所有的学生都不用上课了，”孔老师说，我问他此事件为何。“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个公开判决。”
我没学过这个词，而他对我做了解释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厅再翻翻字典——“判决：裁定，裁决。”他们在一个礼堂前面做一次公开的审判。
“他们是学生么？”我问。
“不是，他们从河东来的。”
我问他们干了什么，孔老师解释道，河东那边的人跟体育生之间有一系列的殴斗。河东是城里一个粗野的部分，一个衰败的沿河区域，有许多的小店铺和锈迹斑斑的仓库。在三峡大坝建立起来后，河东许多地方将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会怀念它。它那肮脏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郁，而那些居民，大多数都很穷，把师专的学生看作享有特权的外来者———被宠坏的孩子们，六七个人挤一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宿舍，清洗他们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强制的锻炼。在四川，市民和大学生的紧张关系，和其他事情一样，只不过是相对的贫富而已。
近来，这种敌意变得丑陋了；有些河东的男人在打斗中用了刀棒，有两三个学生受了伤。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儿听说的，他们在日志中写道，在一个周末的夜里，有两个体育系男生受了伤，而他们的朋友们转回宿舍求援。在他们收集武器的时候，警察到了。
“没人受了很重的伤，”孔老师说。“但他们要给学生们显示说学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来了个公开判决。”
干部们结束了发言，群众们在充满期待的沉默中等待。两个男人出现了，夹在警察当中。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双手反铐。警察将他们押着，走到礼堂台阶的一半位置，让他们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两个男人的头低着。学生们往前涌；在后排，站着农民和怀抱婴儿的妇女。每个人都很安静。作为背景，从乌江那边，我听到江船低沉的汽笛。
一个干部在读一张纸。他的嗓音传遍广场，作为反应，群众们移动着，低声议论。那两个男人保持低头姿势。
“几天，”孔老师说。“只关几天。不是很严重。”
在这瞬间，事情就结束了：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孔老师和我复习了一些审判中的词汇，然后就转移去第31课了。这么快就回到课堂上，感觉有些奇怪。刚刚我们还在观看审判，从高处下望，好似在一个体育馆的豪华包厢中，而某些人的公开受辱，被转变成了课文里的词汇。但在涪陵许多事情都是公开的，很少当地人会觉得异常。我有一个和平队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师专教书，在那儿，第二年的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课程，为了在学校的运动馆参加一个死刑前的集会。学生参加这种集会乃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们都是年轻的毒贩，而他们的死将为观看者提供有价值的一课。整个学校聚集在体育馆，而警察押着犯人在学生面前游行。之后，犯人们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课程如常恢复。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来，发现校园中心的标语彻底可认了。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将这一排文字视为我的基准点，我的标杆，从这些文字逐渐呈现出意义的过程里，我看到自己的进展。有一天，它们终于有意义了：
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脚步，久久观看。我把标语读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涌起。但没有———那些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和学生的课本以及遍布城市的布告牌上一样陈腐的字眼。我对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讯息反应也是一样：
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号，伪善的做作。每次当我认出某个标语时，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满足感。代之而来的，是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个。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继续重复在课桌上书写文字，从窗口望向城市。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场合，和平队的医疗培训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准备应对。即便我们只是中国和平队的第三拨，四川的乡下已经传遍了和平队员在饭局中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有关于斗争，关于破坏，关于和平队员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险，让他们发誓戒酒。我们的医疗官员强烈建议说，一旦抵达，我们要宣布说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里医生最常干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为喝酒，跟抽烟一样，乃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是这样，尤其在较偏远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我们的和平队培训课程之一，请了一个四川当地人来做个人陈述，他腼腆解释说，即便好朋友之间，也很愿意把彼此喝到医院里去。跟我们的医疗官员一样，他建议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回避这种仪式。
这就是和平队典型的预演方式：先告诉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为了展现赳赳气概而毫无意义的狂喝滥饮，然后亚当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队在该省最偏远的角落。在我们的欢迎晚宴上，当我们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时，我们两人一刻都没犹豫。我们的培训反复强调说，在涪陵这儿做一个男人呢，毫不犹豫是如何的关键，而且，就我们的考虑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跑这么远到这儿不是为了做外国人的。我们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有两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复杂的组织方式。教员们一开始对待我们很宽松，显然和平队给所有的学校都发了严正警告，要他们负责任。但后来我的同事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和我们的一样：和平队远着呢。喝酒的压力在稳步推进，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英文系里有一个关于酒量的排名表。这不是一个真写出来的表单，然而它又是彻底公开，被接受的。你问随便哪一个教师他的酒量和系里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确回答你。张书记是头牌，接着是艾伯特，然后是傅主任，如此类推，直到赛老师，他的量级太轻，以至于酒局中，人们轻蔑称呼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就成了英文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我的排名第二；张书记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实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为在亚洲，许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适应酒精，这是很普遍的。这也是当地的饮酒模式如此疯狂，而后果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多数人的基因就决定他无法成为酒鬼。每周他们会有一两次喝得很厉害，然而很容易就喝伤了，没法一天天持续地喝。这只是种仪式，并非习惯。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开始前，亚当与我被护送到英文系的办公室，会见当晚的主人，主持人。两个男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面带微笑。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个高俊朗，另一个乃是六十来岁的矮个老人。高个男人穿一件新毛衣，从他自我表现的方式来看，很显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个干部。同样很明显，他们来这儿是有求于我们，因为是他们赞助了饭局。赛老师和傅主任现场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说。“王先生1977年来到师专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但那时候英语并不很受欢迎。是以他成了一个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很感兴趣。”
亚当和我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