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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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库四百万美元——四千三百万与三千九百万之差数——而不是四千三百万美元。在沙特阿拉伯方面，它将获得的不止三千九百万而是加一倍——七千八百万。换句话说，加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头上的总的税额仍是原数，但是其中大部分由利雅得收取而不是由华盛顿收取。在沙特人看来，事情就应当是这样，因为就他们而言，石油是属于他们的。
以一个新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沙特阿拉伯，继续向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直到最终于1950年8 月，该公司只能面对现实，同意就特许开采权的彻底重新修正问题进行谈判。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断与国务院保持接触，国务院十分坚决主张满足沙特的要求。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已经开始，美国政府那时候甚至更担心在中东的共产主义影响和苏联的扩张，以及该地区是否稳定和石油来源的取得是否牢靠。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加以遏制。尽管对美国国库是一个损失，国务院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税收流到沙特阿拉伯和在该区的其他产油国的口袋里去，以便保持那些亲西方的政府掌权执政和把不满情绪约束在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以沙特阿拉伯的情况来说，尤其迫切需要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持美国公司的地位。
自从墨西哥没收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以来，时间刚好过去了十二年。没收这件事一直是作为“事情可以坏到何等地步”的严重警告。国务院一份政策文件有一个结论说，“既然公司撤退是必然的，使撤退尽可能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有秩序，看来是有好处的。”正如掌管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所看到的，“平分”已经成为无可逃避的定则了。他后来说，“沙特人知道委内瑞拉人在拿50％。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也要一个呢？”在1950年9 月18日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麦吉告诉在中东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们说，“避免正面冲击”的时刻肯定就要来到。
最后一块绊脚石是四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母公司。它们中间有些坚决反对这个主张；原先的关于特许开采权的条款毕竟具体地规定禁止交所得税。但是在下一个会议上，麦吉直率地对那些母公司说，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长期合同本身产生“讨价还价交易的实际必要性”。在谈到支持“50％对50％”时，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位执行副总经理说，“从心理观点来看，这样一个定则听起来是公平的而且在沙特阿拉伯也将是公平的。”母公司被说服了。1950年12月30日，经过一个月的复杂的谈判，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个新协定，其中心就是委内瑞拉的“50％对50％”（平分）的原则。
但是，即使沙特人对他们新规定的岁入感到满意，还存在一个公开和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些税款支付是否够格可以允许税收抵免？事实上，这些支付是否合格一事到1955年才确定；在审核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1950年纳税申报时，国内税务局才批准税收抵免。国会国内收入征税联合委员会于1957年才予以批准，它是根据各种各样的税法、它们的立法历史、司法判决案例以及国内税务局关于“其他类似地位的纳税人”的判决而批准的。在后来的年月里有些人争辩说，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篡改税法，在税收抵免一事上给予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以特别豁免。
但是根据能够得到的记录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裁决与税法是符合一致的。
同时以及嗣后，应交税款大量流出，从美国国库转移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库。然而在1949年，美国财政部曾经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征税四千三百万美元，对比之下，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付给沙特阿拉伯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当时是三千九百万美元。到了1951年地租的分派就完全不同了。那年，沙特阿拉伯从该公司收取了一亿一千万美元，而在实施税收抵免条例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仅向美国财政部缴纳六百万美元。
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交易对邻近国家迅速产生了影响。科威特人坚持要享受类似的待遇，海湾石油公司怕如不作出反应，定有后果。海湾公司董事长德雷克很担忧，他对美国官员们说，“我们也许一个早上醒来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科威特。”海湾石油公司克服了‘莫伊石油公司顽固的董事长威廉。弗雷泽爵士的反对而使得该公司（在科威特石油公司中的合伙人）同意在科威特实施“平分”的分配原则。英国国内税务局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那部分股份实现税收抵免的原则，但是压力来自英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一直等到税务人员最后理解了才同意有一个适当的税收抵免的机制。在邻国伊拉克，“50％对50％”的交易于1952年初也已经到位了。
于是，李嘉图提出的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石油公司这些租户必须掌握其意义。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有几个部门合作起来就“平分”的安排编制会计核算底稿，提供该公司作内部指导。底稿指明新泽西标准公司自从墨西哥实行没收以来经历了一个大量受教育的过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任何国家的地位安全与否不仅是有赖于服从法律和合同或者我们向有关政府纳税的税率和税额若干，而是有赖于我们整个关系是否随时随刻为那个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舆论所接受——也为我们自己政府和公众舆论所接受——而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不被接受，那就要改变。”不幸的是，“‘公平’和‘不公平’基本上是情感方面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可资测量的标准。”不管它对工程师、实业家和经营国际石油公司的冒险家来说，使人何等窘迫和讨厌，那是生活现实。“经验已经说明‘50％对50％’的概念包含着某种使人内在地感到满足的东西。”
不论满足与否，那是一种必需。但是关于地租问题的斗争是否已经以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宣告结束了呢，还仅仅是一个休战协定呢？是不是石油公司现在有条件能够有效地抵御民族主义、主权主张和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要求更多税收的渴望呢？
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经理一层准备的底稿提出一个严重的告诫说，“要是我们承认在任何国家平均分派不算‘公正’的话，在每一个国家里我们的论点都得被驳倒而站不住脚。”至于“平分”，底稿的告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应当就此原则表明立场：“‘50％对50％’是一个有利地位，不需要维护而且不易遭受攻击；‘55％对45％’或者‘60％对40％’就不会有吸引力，而且只能在无限止的撤退中落到后卫的防守地位。”
分水岭1950年12月的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50％对50％”协定有充分理由被一位研究英帝国衰亡的历史学家称为一次“革命”——“对中东来说，在重要性的程度上不亚于是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分水岭。”至于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个协定满足了迫切和紧急需要，即要增加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的收入，以便维持战后的石油秩序和帮助维持那些“友好”政权继续执政。涉及的风险和赌注是巨大的。在当时，根据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每一块美元在国会内都成了一场战斗，一种使中东各国政府能从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抽税的商定，比试图从国会那里获取额外援助更为有效。再者，“平分”原则具有顺利得当的心理感受。在政治方面以及在象征意义上，它都干了需要于的事情。
许多年后，于1974年，那时围绕石油的国际政治已经到了猛烈争论的地步。作为助理国务卿的乔治。麦吉曾经是沙特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交易的经纪人，他曾于1950年帮助设计出这个协定，现在在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上受到质询。一位参议员问他，税收抵免是否真正是“一个十分独特巧妙的手法，把几百万美元的钱通过行政决定从国库转移到一个外国政府的财政部手里而无须经过美国国会的分配和批准呢？”
麦吉表示不然。那不是戏法。当时同财政部和国会都商量过，这个决定并不是秘密。在沙特阿拉伯采用之前，“平分”的原则在委内瑞拉已经运行了七年。麦吉解释说这个责问不得要领。“这份石油开采权的所有权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产。”不按照这一类的方式行事，所背的风险简直是太大了。麦吉说，“实质上，威胁所至，便是石油开采权的失落。”
实际上，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开采权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在1950年12月与沙特的“50％对50％”的交易签署定当后的六个月内，在邻近的伊朗所发生的事件证明那里的地主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
23、“老摩萨”和为伊朗的斗争
1944年，当消息传到德黑兰说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列维在流放期间死于南非以后，死者的儿子和继承人身心交瘁。许多年以后，他把当时的反应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莫大的悲痛”。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直崇拜他的父亲——波斯的哥萨克旅的坚强和身材魁梧的司令员，他在二十年代攫取了权力并自封为国王。礼萨国王嗣后使这个难以驾驭的国家建立了秩序，以仓促的步伐使之现代化并制服了那些有权威的毛拉；父子都把毛拉视为中世纪以来危险的死敌。
但是更使那位儿子悲痛和内疚的是，如果他不是其父王宝座的真正篡夺者的话，他在促使其父亲倒台上起了部分作用。1941年8 月，德国侵犯苏联之后两个月，英国人和俄国人派遣军队进入伊朗来保护在阿巴丹的炼油厂和从波斯湾到苏联的供应线。德国在俄国和北非的迅速推进使盟国大为吃惊，由此盟国深怕会对伊朗发动一个钳形攻势。它们废黜了曾经对纳粹表示友好和同情的礼萨国王并以其儿子替代他，那时他儿子年仅二十一岁。
在礼萨国王死后，穆罕默德。巴列维将每时每刻想起他的父亲而且为对他的回忆而困扰。他将永远努力使自己无愧于礼萨国王，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以国王的标准来判断自己。1948年一天，国王自己向一位来访者承认，“我的姐姐阿什拉芙昨天问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耗子。”他付之一笑，但他明显地表示他并不觉得可笑。言外之意总是有暗示说他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不足以同他父亲相比。而且也总是有一个方面国王不知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外来者。六岁时，他被托给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看管；十二岁时，他被送往瑞士念书。他的教育和经历使他与伊朗社会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1950年，美国大使沉思后说，“当然，那可能是他太西方化了一些，因此不适合于一个东方国家。”这个可能性将在近乎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他而形影不离。
然而，不管国王自己有什么热望，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投入变化莫测的环境里，这些环境即使对最有自信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或许也是一个强烈的挑战。他的王朝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和未定的；在伊朗，君主的作用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国王必须同外国的长期干预作斗争，也须向苏联对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施加的压力以及非常明显的英国的经济存在作斗争。他被迫作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在一个由各种分歧——阶级的、地区的、宗教的和现代与传统对立的分歧所撕裂的政治制度中的权威。一方面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由暴躁的阿雅托拉。赛义德。卡萨尼领导，他对现代世界的每一个人侵都不能容忍——外国顾问来到伊朗也好，礼萨允许妇女不戴面纱也好，他都不能容忍。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和与莫斯科有关系的组织得很好的左翼党派伊朗人民党。在这两方面中间存在着改革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人，他们都要求重组政治制度，还有跃跃欲试想夺权的军官们。
伊朗的政治文化本身是混乱和变幻不定的，是由任意的夸大和强烈的情感来驱使的。贪污腐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英国代办把德黑兰议会中所玩的游戏规则归结为一个直率的准则：“代表们期望贿赂。”在农村里生活着许多部族和氏族，他们对屈从德黑兰和巴列维感到痛恨。实际上，国王的领土没有一处不受分裂运动的影响。四十年代后期，伊朗这个国家受着赤贫的煎熬和经济趋于崩溃的苦难。整个国家笼罩着绝望。
只有一件事真正把国家联结在一起——对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