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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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洛耶什蒂油田。破坏油田的工作及时完成，几个小时之后，德国人就进入普洛耶什蒂镇了。诺顿一格里菲斯正好在德国骑兵部队到来之前乘车逃离。他说，“毁坏一切”是他执行使命，但作为一个建设者，那次破坏使他厌恶，虽然他的努力被酬以军事荣誉，但后来他一直不愿意提到这件使命。
战后，鲁登道夫将军承认，诺顿一格里菲斯的破坏“大大减少了我们军队和国内的石油供应”。这位德国将军怀恨地说，“我们必须把石油不足归因于他的所为。”在诺顿一格里菲斯的指导下，罗马尼亚约有七十座炼油厂以及估计八十万吨原油和石油产品受到破坏。德国人花了五个月才开始使油田恢复生产，1917年的产量只有1914年的1 ／3。到1918年他们才把产量恢复到1914年水平的80％。德国人迫切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没有罗马尼亚石油德国人很可能无力继续这场战争。正如英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所述，德国及时夺得罗马尼亚石油工业和谷物，只是使德国暂时免于崩溃而已。巴库在德国人恢复了罗马尼亚油田之后，鲁登道夫将军又把他的眼光放在更大的争夺目标上，如果德国人夺取了这个目标，就有助于满足它对石油不断增长的需要，从而使战斗的浪潮转而有利于德国。这个争夺目标就是位于黑海之滨的巴库。1917年初沙皇统治的崩溃、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分裂为德国人插手巴库石油提供了某些希望。随着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德国和革命的俄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德国于1918年3 月开始试图接近巴库石油。可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土耳其人已经开始向巴库推进了。德国人担心如果他们的盟友获得成功会导致对油田的不负责任的破坏，于是答应布尔什维克他们将设法遏制土耳其人的行动以交换石油。列宁说，“当然，我们同意。”那时以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出现的斯大林打电报给管理这座城市的布尔什维克巴库公社，命令它同意这个“要求”。但巴库的布尔什维克不同意。他们答复说，“我们无论胜利或失败，不会把我们劳动所生产的一滴石油给德国掠夺者。”
把巴库作为争夺目标的土耳其人轻蔑地拒绝柏林的请求，继续向石油区推进。7 月末他们已在围攻城市，到8 月初已经夺取了一些正在生产的油田。巴库的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居民长期以来就在乞求英国的帮助。1918年8 月中，英国人终于派出一支小部队取道波斯进行干预。这支军队负责搭救巴库，不让敌人得到石油。如有需要，他们将（根据陆军部的命令）仿照罗马尼亚行动“摧毁巴库的产油工厂、输油管和油库”。
英国人在巴库逗留仅一个月，但在这关键时刻已经足以抵制德国人得到巴库石油。鲁登道夫曾说，这是“对我们的一次严重打击”。英国人撤走后土耳其人夺取了这座城市。在这大动乱中，当地的穆斯林在土耳其的一再煽动下——像在1905年革命日子里那样——开始掠夺和破坏，见到亚美尼亚人就杀，甚至那些躺在医院里的人也不能幸免。与此同时，巴库公社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都被革命的对手捕获，其中二十六人被押往里海以东一百四十英里的荒漠中处死。逃离的几人中的一个名叫米高扬的亚美尼亚青年终于到莫斯科把发生的事情报告列宁。但是已经晚了，土耳其人已夺取巴库，帮不了德国人的忙了。
飘向胜利在那个关头德国人得不到巴库是对德国的决定性打击。德国的石油供应越来越紧张，到了1918年10月情况更是可怕。德国陆军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石油储备，统帅部预期即将到来的冬季和春季将发生严重的石油危机。海上战斗也只能继续六个月到八个月。靠石油运转的战争工业只能维持两个月；工业用润滑油的全部贮存将在六个月内耗尽。有限的陆上作战行动只能靠严格配给的供应进行。但是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将在两个月内停止行动。
这些估计的正确性从未得到验证，因为一个月内筋疲力尽的德国投降了。停战协定于1918年11月11日清晨5 时在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铁路车厢中签订。六小时后，协定生效。战争结束了。
停战后十日，英国政府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为以著名的寇松勋爵为主席的协约国石油会议举行宴会。寇松一度是外交部的波斯专家，担任印度总督时根据战略理由曾支持过达尔西在波斯钻探石油。他曾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不久就成为外交大臣。席间他起立告诉在座的宾客，他战时在法国和佛兰德一带看到的“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情是乘坐汽车的陆军”。然后他很响亮地宣称，“协约国事业是在石油的波涛上飘向胜利的。”
法国石油委员会的会长贝伦格尔参议员说得甚至更动人，他用法语说，石油这个“地球之血”，是“胜利之血……德国对它的铁和煤的优势太自负了，它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石油优势。”贝伦格尔还预言，“因为石油曾是战争之血，所以它将是和平之血。值此和平开始之时，我们的平民百姓，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农场主都在要求更多的石油，愈来愈多的石油和愈来愈多的汽油。”然后他用英语来使人理解他的论点——“更多的石油，永远更多的石油！”
10、在中东：土耳其石油公司
在寇松和贝伦格尔为“胜利之血”举杯祝酒约十日后，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校来伦敦访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大炮已经沉寂了三周，战后世界的问题是不能拖延了。这些问题都是重大和逃避不了的——如何讲和和如何在废墟上重建世界。石油同战后政治纠结在一起，当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在伦敦街道上驱车经过欢呼的人群时，他们心中想的都是这个主题。英国想在被泛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维护其影响，这个地方过去属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后来被称为伊拉克。这一地区盛产石油，但法国对巴格达西北的摩苏尔有领土要求。
英国究竟想要什么呢？当这两个人最后抵达法国大使馆时克里孟梭提出了这个问题。
劳合。乔治反问，法国愿意放弃对摩苏尔的领土要求以换取英国承认法国对邻近的叙利亚的控制吗？
克里孟校说，只要能得到摩苏尔石油产量的一部分，可以放弃。
对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
首相和总理都没有劳神去通知他们各自的外交大臣。他们临时的口头协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然而这是战后对争夺新的石油资源在中东和全世界开展激烈斗争的开始。在这场斗争中法国人将反对英国人，也会把美国人拖进来。争夺新石油地带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冒险的企业家与敢作敢为的商人。大战充分表明石油已成为各国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政治家和官吏们虽然以前难得不在场，现在却急速冲向斗争的中心，被一种共识——战后世界为了经济繁荣和国家实力，永远需要更多的石油——卷入这场竞争。
斗争集中在一个特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战前十年中，许多报道都说这个地区油藏丰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开采权成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商业竞争的目标。债台高筑的土耳其帝国鼓励这种争斗，因为它渴望找到新财源。这场竞争中的一个角色是德意志银行所领导的德国集团，这家银行的目的在于使德国的影响和势力进入中东。反对它的一个集团由威廉。诺克斯。达尔西为首，后来都并入英波石油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成了一支抗衡德国的力量。
后来在1912年，英国政府为发现舞台上一位新角色而感到惊恐。新角色叫土耳其石油公司，后来证实德意志银行已把它对特许权的要求转移到这个实体。德意志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这个新公司中各有1 ／4 的股权。另外一半股权属土耳其国家银行所有，有讽刺意味的是，碰巧这家银行是由英国人控制的，设在土耳其是为了促进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还有一个角色是亚美尼亚富翁名叫卡洛斯特。古本金，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只有他把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事视为一个整体。后来才发现这个古本金拥有土耳其国家银行30％的股权，因而他握有土耳其石油公司15％的所有权。
百分之五先生卡洛斯特。古本金是石油商人家庭的第二代，他是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石油商和银行家的儿子，他的父亲把俄国煤油输入奥斯曼帝国发了财，被苏丹酬以黑海港口的长官职位。古本金的家实际上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孩子七岁时有人送给他一枚土耳其银币，他拿到集市去没有买糖而是换回一枚古钱。（后来他成了金币收藏家，为得到J。P。摩根所收藏的珍贵的希腊金币而欣喜万分。）他是一个孤僻的学生，但是终其一生他从未失去他对人类的爱心，年轻的古本金常把课余时间消磨在集市上，聆听别人做交易，有时自己也做些小买卖，耳儒目染地学到了东方人谈判的技巧。
家里送他到马赛去读中学以提高法文水平，后来又到伦敦进英王学院研读采矿工程学，并写了一篇关于新石油工业技术的论文，1887年十九岁时毕业，得工程学一级学位。学院的一位教授建议古本金去法国进修物理学，但古本金的父亲否定了这个想法，说这种想法“是学术上胡闹”。父亲把他送往巴库，他们家就是在那里发的财。年轻的古本金被他第一次看到的石油工业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还被一口油井喷出的石油淋得透湿，但石油是“美好和始终如一”的，他喜欢巴库的生活，离开时虽然发誓说要回去，但始终没有旧地重游。
古本金于1889年在一本法国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石油的论文，1891年他把这些论文编成一本书出版，一跃而为世界石油专家，时年二十一岁。不久，土耳其苏丹的两位官员请他调查美索不达米亚开发石油的可能性。他从未去过那个地区，仅仅根据别人的著作以及同德国铁路工程师的谈话写成一篇够格的报告，说这个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土耳其官员被说服了。他也这样相信。从此，古本金开始专心致志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事业，为时达六十年之久。
古本金在君士坦了堡曾经做过几次生意，包括出售地毯，都不顺利。但是他学到了做生意的技巧、欺骗的手法以及搜集有用的情报。他艰苦工作，擅于理想，精于谈判，能够掌握时机控制局面。当他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遵循他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老的阿拉伯格言，“你不敢咬的手，就吻它。”他早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商时锻炼了耐心和毅力，不易于动摇。有人说这些是他的最大资产。所以有人说，“挤压花岗石要比挤压古本金先生容易一些。”
古本金还有一个多疑的特性。帮助古本金收集艺术品的伦敦美术馆馆长、艺术评论家克拉克爵士说，“我从未遇到任何人这样极端地多疑。他总是雇人为他侦察。”在他买一件艺术品之前，他要有两三个不同的专家来作鉴定。确实如此，古本金年迈时，他为了改善一位已经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大爷的健康，雇了两组医生，这样他可以对照地检验医生的诊断。
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年代，对一个不安全地生活在机遇和迫害之间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也许这种多疑是必要的生存机制。那是在1896年土耳其成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时候，古本金乘船逃到埃及。他使自己受到两位有权势的亚美尼亚人的赏识，这两个人一个是巴库的石油百万富翁，另一个是帮助统治埃及的努巴尔帕夏。这些关系为他打开了石油和国际金融两扇大门，使他成为巴库石油在伦敦的销售代表。
有一次在伦敦时，古本金遇见塞缪尔兄弟和亨利。德特丁，并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儿子努巴尔后来写道，古本金“同德特丁二十多年来关系很密切。人们从不知道……究竟是德特了利用了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利用了德特丁。无论是哪一个，他们的关系对他们个人和对皇家荷兰／壳牌集团都是富有成效的”。古本金为壳牌公司带来了生意，特别是收买权益并安排资金。
他最早碰到的一笔交易就是后来为达尔西得到的波斯特许权，他和德特丁在巴黎看了亚美尼亚人基塔比的招股说明书之后拒绝了，古本金说这是“一笔非常冒险的生意，是一场赌博”。后来眼看着英波公司的发展而懊丧不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座右铭：“决不要放弃石油开采权。”这句话成了他余生的指导原则。他坚持不懈地在邻近波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