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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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石油，以便作好与煤矿工人斗争的准备。希思召请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爵士和壳牌运输贸易公司董事长弗朗克。麦克法金到他的契克斯乡村别墅。陪伴首相的有他的几位阁僚。很明显，希思假如不能诱导石油公司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将设法胁迫他们这样做。英国必须受到优惠的待遇。希思告诉他们，两家公司不得削减给英国的供应，石油供应的流量必须保持正常时候需要量的100　％。　　　
　　　　两位董事长都指出，石油公司能做些什么不是由它们自己选择的；正如麦克法金后来表白的，由于“政府未能就如何应付石油短缺拟订出计划”，导致他们被吸到真空吸尘器里来了。每家公司在它们有交易往来的许多国家里，都有一张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应尽的义务网；但是，万一要由它们来处理石油短缺问题，可能遵循的唯一方针就是实行均等的牺牲，尽管它们明白，即使实行这一原则，要坚持下去也愈来愈困难。麦克法金还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他表示非常抱歉，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60％的股份属于荷兰所有，而英国仅有40％。因此，尽管他万分不同意希思的要求，但作为假设，他纵然同意希思的要求，也不可能欺凌荷兰的利益。　　　
　　　　希思受到断然拒绝而感到恼怒，他更坚持向德雷克施加压力寻求特别待遇。由于英国政府持有英国石油公司51％的股份，希思粗率地说，德雷克就该按照首相的命令去做。但是德雷克是一个极为直截了当的人，而且，他肯定是向来不习惯于让步的。作为1951年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总经理，他曾勇敢地顶过摩萨台，曾为此受到死的威胁；此后，他曾同样坚决地顶过英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专制的威廉。弗雷泽，为此他受到威胁说要把他放逐到英国石油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炼油厂去。可以肯定，他现在是不会在希思面前让步的，正如他后来所说，不会让首相来“毁灭我的公司的”。在伊朗经受了一次国有化以后，德雷克不想再次作为国有化的当事一方。假如他默认首相的要求，他能肯定，英国石油公司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设备上的未来命运将是被别的国家收归国有。　　　
　　　　因此，当希思进逼他时，德雷克提出他自己的问题来挡开希思的进逼。“你是作为一个股东还是作为政府来要我这样做的呢？假如你是作为一个股东要求我按照英国正常的需求量给予英国100　％的供应，你该知道我们就会在法国、德国、荷兰和其他国家受到国有化的报复。这对小份额的股东将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接着，德雷克就公司的法规尖锐地教训了希思。公司的法规禁止给某一个股东比其他股东更优厚的待遇。所有的董事都有关心公司整体利益的责任，而不是关心特定股东的利益。因此，不仅公司在要受到更多削减石油供应的国家里有遭受报复的风险，而且，英国政府将会因滥用支配权而受到少数股东的指控。“假如你是作为政府而要求我去做的话，”德雷克继续说道，“那我就必须告诉你，我必须有个书面通知。那样，我们就能向其他政府申明我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执行政府的指示。或许，而且仅仅是或许，我们可能会避免遭受实行国有化。”　　　
　　　　希思在这一点上发了脾气。“你非常懂得，我是不可能用书面通知的，”他的声调是低沉的。毕竟他是一个主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和主张与欧洲国家合作的伟大战士。　　　
　　　　“那么，我就不能按照你的要求做，”德雷克以非常坚定的态度回答。　　　
　　　　当然，希思通常可以要求议会通过强迫英国石油公司给予特别优惠的法律。但经过几天考虑以后，无疑包括深思过这样的行动对英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希思的怒气才平静下来，放弃了坚持特殊待遇的要求。　　　
　　　　伦敦白厅的政府公务员对全面情况比政治家要了解得更为清楚。他们明白“公平分配”原则的优点，而且，在寻求变通原则的手法上更为熟练。他们在向国际石油公司施加压力时，同时提醒它们，北海油田的勘探许可证是要由英国政府来决定的。用这样的方式，它们就能保证英国获得它们愿意解释为“公平分配”的供应份额，更多一些的分配。　　　
　　　　有难同当和公平分配原则的做法，实质上是转移供应渠道。非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转向遭受石油禁运的或被列入中立名单的国家，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则直接供应列入优惠名单的国家。总加起来，五家美国大石油公司最后按照这一做法转变供应方向的石油约占它们所有量的1　／3。总的说来，有难同当原则的采用是很有效的，经过对在能源和石油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数据进行调整后，日本在禁运期间所受的损失为17％；美国为18％；西欧为16％。联邦能源管理局后来为参议院的跨国小组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非正式的石油分配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追溯性分析。考虑到所有的情况，报告写道，“很难想象有其他分配计划会对削减了的石油供应做到更公平的分配。”各石油公司“在禁运期间被要求作出困难的、变化不定的政治决策，这样的决策超出了公司关切的正常业务范围”。报告提到，那种事情是它们决不希望必须再做的事情。　　　
　新的价格世界　　　
　　　　正当在现货市场上狂热地哄抬油价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部长们于1973年12月末在德黑兰开会，讨论石油的官方价格。提出的价格幅度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委员会建议的高达二十三美元一桶，低到沙特阿拉伯提出的八美元一桶。沙特阿拉伯害怕油价像火箭似地猛涨，可能导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一起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亚马尼在谈到工业国家时说，“假如你们减低下来，我们也将减低下来。”他认为巨额的标卖价格并不表明市场的实际状况，而只是反映了出于政治原因在石油禁运和削减生产时期内举行标卖时的实际情况。费萨尔国王也要保持禁运的“政治特性”，而不要将之看作攫取金钱的借口。尽管如此，由于各国从其独一的主要商品获得的收入可能增加好多倍的前景，才使石油输出国肯定地对它们的不安保持缄默、不再言语。　　　
　　　　最最积极且直言不讳的国家是伊朗。这里终于使伊朗国王有了机会，来取得他认为可为他的伟大抱负提供资金所必需的收入。伊朗竭力主张新的牌价为11。65　美元，这将意味着政府的提成为七美元。伊朗人有一个确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它不是根据供需关系，而是根据国王所称的“新概念”，即以替代石油的能源——从煤和页岩油中提取的液体和煤气——的成本来确定石油的价格。假如这些其他能源的加工方法符合经济原则，或如国王所说的，那么这一成本就是石油必要的最低价格。国王在私下骄傲地引证阿瑟。D。利特尔在这个课题上为伊朗所作的研究。利特尔假设的前提先后得到许多石油公司的赞同。但是，这项研究存在难以分析的计算环，事实上，他的研究充其量是全凭推测作出的。因为所有这些替代能源的加工方法，属于商业性经营的只有一个，这是在南非独一无二的、范围有限的一个煤炭液化企业进行的生产。壳牌公司的中东首席顾问曾对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的总结：“替代石油的能源，按需要的数量来看，还只是经济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正如在最近的能源短缺局面中，要出现页岩油的奇迹，简直是妄想。　　　
　　　　经过许多艰苦的商讨后，在德黑兰与会的石油部长们接受了伊朗国王的主张，新价格将为11。65　美元，这是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意义的一次涨价。石油牌价已从1970年的1。80美元涨到1971年2。18美元，1973年年中涨到2。90美元，1973年10月又涨到5。12美元——现在涨到11。65　美元。这样，从十月战争开始以来（从10月到现在的12月）——已涨了两次价，为这以前价格的四倍。新牌价采用特定的沙特阿拉伯的原油——阿拉伯轻油作为定价的“标号”。所有其他石油输出国的原油价格都要按此基准来调整，根据质量（含硫量的高低）、比重、抵达主要石油市场的运输费等定出价格的级差。国王指出，这个新价大大低于最近在伊朗石油公开标卖的投标价17。04　美元。他宽厚地说，这个价格是出于“好意和宽宏大量”订出来的。　　　
　　　　在12月底，理查德。尼克松给国王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私人信件。在信里，他概述了油价上涨的“不安定影响”和可能对世界经济引起“灾难性问题”，要求重新给予考虑，收回涨价的决定。总统说，“在石油供应受到人为约束的时候，作这样大幅使的涨价是非常不合理的。”国王的回答很简单，而且不讲情面。他说，“我们知道这一能源对国际经济的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一财富的来源到三十年后可能就要完结了。”　　　
　　　　国王感到有一项新的任务；现在他要担当世界石油的说教者。他宣称，“石油几乎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贵重产品，但当我们可以大大使用煤炭来取暖、发电的时候，我们却毫不经心地用石油来给房屋取暖，甚至用来发电。既然地下还埋藏有亿万吨煤炭，为什么还要把这一贵重的产品在短短时间内，比方说三十年里，就彻底耗竭呢？”国王还爱好担当世界文明的说教者，他奉劝工业国家，“它们要了解，它们取得惊人的进步和更为惊人的财富收入的时代是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这个时代现在结束了，它们必须寻找新的能源。最后，它们将不得不束紧它们的腰带；最后，那些富有人家的孩子，他们每餐都享有丰盈美食，出入有车，做着几乎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勾当，到处扔掷炸弹，他们应该对先进的工业世界的所有方面作一番反思。而且，他们将必须更加努力工作……那些从上一代那里得来那么多金钱的青年男女也将要考虑，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为自己谋生。”他在石油短缺和大涨价的时候表现的傲慢态度，使他不多几年以后在危急中需要朋友帮助时大吃苦头。　　　
关系紧张的盟国　　　
　　　　石油禁运是利用经济形势的一个政治行动；与这行动相交叉的，还有在相互关联的三条战线上采取的政治行动。这三条战线包括：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邦间的战线；美国和它的盟国间的战线；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间的战线。　　　
　　　　在第一条战线上，基辛格是周旋于政治风云的中心人物。他要设法利用战争造成的新的现实情况：以色列大大丧失了自信心，而阿拉伯国家，尤其埃及在某些方面重又得到了恢复。“穿梭外交”变成了他的不知疲劳、戏剧般的艺术表演的特征。在行进过程中，有着好几个里程碑，包括在1974年1　月中旬签订的埃以撤军协定和最后在5　月底签订的叙以撤军协定。尽管谈判很艰苦，捉摸不定，要随机应变，但这些谈判将为四年后更大范围的协议打下基础。在整个过程中，萨达特是基辛格的一位特别合伙人。当然，萨达特知道他自己的目的何在。他原先求助于战争来影响改变政治。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他有了更好的机会与美国人合作来达到改变政治的目的。如他公开所说的，由于“在这场赌博中有99％的牌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当然，萨达特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他自己的拥护者，一次他在私下里承认，“美国实际只掌握有60％的牌，但我说99％是使人听起来更顺耳些。”而且，即使是60％，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也肯定地足够作为他倾向于美国的理由。在战后不到一个月的开罗会议上，在基辛格心目中，对萨达特就已确信无疑，他已完成了他的突击行动，现在，他已作好准备开始走向和平的进程；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寻求转变中东的心理状态。　　　
　　　　石油禁运促使西方盟国发生的裂痕是盟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裂痕中的最严重的一次；而且，无疑是1956年苏伊士危机以来最坏的情况。在十月战争以前，关系已经有些紧张。一旦石油禁运开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盟国就急忙尽快地脱离美国，采取更能取悦于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亚马尼和他的阿尔及利亚同行一起往访欧洲各国首都之行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每一个停留点，两位部长都要对欧洲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反对美国和它的中东政策，转向支持中东国家。为此目的，亚马尼利用他特有的机灵手段，以怀有内疚的心情说道，“我们感到非常抱歉。由于阿拉伯石油削减了产量，给欧洲引起诸多不便。”无疑，他留下了他对他们寄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