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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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初勉强作出的决定——对外国石油加以限额以便保护国内生产者，使委内瑞拉受到的打击比其他国家都来得厉害，因为它的总出口额的40％是销往美国的。于是美国采取了另一个步骤。为了安抚美国的一些近邻，它对从陆地上运输的——即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运来的——石油不加限额，作为例外，其根据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西洋上的战斗”，说陆地运输石油比较安全，因为敌人的潜水艇无法阻止它。对委内瑞拉人来说，那简直是一种随便的虚构，用来减少美国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磨擦，所以他们被激怒了。佩雷斯。阿方索以尖刻的口吻对他的一位助手说，“美国人把骨头扔给我们啃。”委内瑞拉强烈地提出抗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毕竟是主要的和可靠的供应者，并且在将来也是一个战略性资源。而且正是墨西哥，而不是委内瑞拉，曾经把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收归国有。那么，为什么委内瑞拉反而在受惩罚呢？
怀着强烈的怨恨，佩雷斯。阿方索飞往华盛顿，这次他不再是一个政治流放者试图去开始一个朝不保夕的生活，而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大国的矿业和碳氢部部长。他带了一个产生西半球石油系统的建议来到华盛顿，但是这系统将由各国政府管理，而不是由各个石油公司来经营。在此系统中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国家将获得一个限额——也就是得到保证的美国市场的一个份额、各公司不再有特权来决定从哪一个产油国取得石油。佩雷斯。阿方索所要求的并不异常怪诞；他能指出毕竟这同美国食糖限额制一模一样，运行方式也是一样，即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份额。但是，石油还不是食糖。
美国政府对佩雷斯。阿方索的建议并不感兴趣；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对之作出什么反应。加拉加斯的新的民主政府感到受了侮辱。佩雷斯。呵方索就谋求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更想听取他的建议的听众——在开罗。
“红色酋长”
阿卜杜拉。塔里基是沙特阿拉伯人，一个组织来回于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运输车队的骆驼主的儿子。他的父亲要他继承他的行业。但是塔里基的聪颖在年少时已经显露出来，因此他被送到科威特去上学。后来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在开罗学习，在那里他吸收了那养育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泉水。由于获得了奖学金，他前往得克萨斯大学攻读化学和地质学，随后他在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获得了培训地质工作者的职务。他对美国的看法是在得克萨斯形成的，据说他在那里的时候有好几次不让他进入酒吧间以及享受其他设施，因为他被当做墨西哥人。1948年，他回到沙特阿拉伯，实际上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沙特阿拉伯的专家治国论者，也肯定是在地质学和化学方面受过训练培养的第一个沙特人。他也娶了一个美国老婆。1955年塔里基三十五岁时，被委任为新创立的石油和采矿事务局局长。从一开始他的意图不光是从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收集石油方面的统计数字提供给王室，他还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包括一位美国律师和一位年轻的沙特专家治国论者希沙姆。纳西尔，他准备不仅质问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特许开采权的基础和根据，也指责西方的石油公司本身。
塔里基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他不仅是纳赛尔的热烈拥护者，也对曾经创立现代沙特阿拉伯的家族提出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抨击，而且，也许就这个王国唯一重要的经济地位来说，他同时又是那个同一家族的仆人。被有些人称为“红色酋长”的塔里基占有了这个地位，尽管他有他的看法，这是王室内部沙特国王与他的弟弟费萨尔之间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正如老伊本。沙特晚年所担忧的，他的长子、难于捉摸和古怪的沙特国王正在使国家陷于外交政策上的困境，又是一个优柔寡断和过分挥霍无度的人。对比之下，费萨尔是一个精明和冷静审慎的儿子，对这个儿子老国王已经把最重要的外交和政治事务都委托给他了，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派去访问英国。费萨尔坚持败家子般的挥霍无度必须加以约束。他同沙特相反，倾向于与纳赛尔敷衍，他实际要的是同比较因袭传统的一些政权结盟，同美国和西方结盟。塔里基把那么多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上，而且又缺乏一个唯一的能统治的人物，他还是能够在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领域里相当独立自主地形成政策，而这一政策正巧为王国产生整个财富。
开始时，塔里基集中在试图对炼油和市场资产加以控制，以此作为一个提高沙特的石油岁入的手段。他要创立一家沙特的石油公司，能在消费国家内联成一体，甚至把加油站都联合进来。他甚至还想提出一个主张，计划使美国的公司胆战心惊，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把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无保留地收归国有。但是在1959年初，他的全部战略忽然改变了。他突然决定，对油价和生产的控制比之国有化和一体化更为重要。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油价突然下降。
竞争的压力五十年代期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但生产量的增长更为迅速。出口国总是在寻求更高岁入，它们中大多数所采取的方法是增加出售量而不是提高油价。越来越多的石油在寻求市场，而石油市场的实际容量总是这么一些。结果，石油公司被迫在它们出售中东石油的价格上打折扣，而且折扣越打越大。
打折扣出售在世界石油历史上造成一个重大的差异，即“公布”的或正式价格牌价持久不变，而实际的原油售价在下跌。正是按照前者即牌价来计算产油国的“所得”——税收加开采权使用费的。这个牌价应该与市场价格不相上下的，而且原来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由于打折扣的办法推广开去，就出现了这两种价格之间的缺口，而且缺口越来越扩大。“公布”的牌价不容易轻易地减低，因为它对产油国的岁入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它们继续根据“公布”的牌价收取它们的50％的利润。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公布”的牌价是一个“虚假”的价格，只作为计算岁入的基础而存在着。事实上，产油国从实际价格上所实现的利润的百分比要比50％高，也许是60％或70％。换言之，中东各国政府不受影响而各石油公司却在承受削价出售的后果。从1958年开始，打折扣的问题越来越尖锐。美国强行实施进口限额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市场对美国境外迅速增长的石油产量关闭起来。其结果是，那些增加出来的石油必须奋力挤到非全球性的石油市场上去。
可是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使打折扣出售的做法越来越盛行，那就是世界市场来了一个强大的新的参与者——或者可以说是一个重新参与者——苏联。斯大林对苏联石油工业的软弱和不足痛苦地反复思考还不到十二年，但是巨大的投资和努力有了回收，使俄国石油工业的产量远远超过以前的水平。那新发现的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经证明是一个大富源。1955至1960年之间，苏联石油产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到了五十年代末，苏联已经取代了委内瑞拉而成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仅次于美国。实际上苏联的产量相等于中东生产总额的3 ／5 左右。
起先，苏联生产的大部分石油在苏联集团内部消耗。可是到了1955年，俄国已经在商业规模上恢复向西方出口石油。自从1958年以后，石油出口高涨，并且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是“国际石油领域内不可忽视的力量”。苏联已经准备好恢复扮演俄国在十九世纪时是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石油供应者的角色。它要获得买主，不管什么买主都好；它也削价出售，为了获得买主并使他们成为华盛顿所谓“苏联经济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警告说，“自由世界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形势——苏联的产量可以扰乱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
对那些石油公司来说，迎接这个挑战和钳制俄国人的一个办法，除了西方政府对苏联石油进口加以重大的限制之外，是予以竞争性的反应——削减售价。可是，各公司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只减低市场价格，那么各公司就单独承担这个削价的全部后果。它们能否敢于把“公布”的牌价也来一个削减，以便让产油国也分担与俄国人竟争的负担呢？
它们于1959年初就这样干了。英国石油公司首先削价——每桶减价十八美分，降幅约为10％。它的行动马上触发了来自石油出口国的谴责怒潮。佩雷斯。阿方索勃然大怒。阿卜杜拉。塔里基也大光其火。一家石油大公司大笔一挥片面地削减产油国的国家岁入。石油出口国激动地采取行动。
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一个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已经安排好于1959年4 月在开罗召开。在开罗举行会议象征着纳赛尔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里已经上升。四百人出席了大会，当然包括塔里基。作为一个“观察员”出席的是佩雷斯。阿方索，他对英国石油公司的削价和根据美国新的限额对委内瑞拉石油实施限制这两件事十分生气，同时仍然对最近华盛顿草率地拒绝他提出的西半球石油方案感到刺痛；陪同他来的是一个委内瑞拉代表团，带着该国的税法的全部文件以及其他译成阿拉伯语的石油立法文件。令人注目的一个缺席者是伊拉克。尽管纳赛尔的思想意识在阿拉伯世界占了优势，巴格达的新统治者们并不倾向于把自己从属于纳赛尔，而且在那次流血的政变之后不久，伊拉克与埃及就闹不和。结果，伊拉克正式抵制阿拉伯石油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会议在开罗召开，而且会议有可能会出现由纳赛尔对石油事务一个人说了算的危险。
出席者耐心听完一大堆发言和看完一大堆文件，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大多数是技术性的。不过英国石油公司在会议前夕削价的举动改变了情绪和气氛，促使关键性的与会者怀着激动的心情谋求组成共同战线来反对这一个做法。石油大公司担心会议也许会谈到国有化问题，所以它们派了观察员去开罗参加会议。可是代表们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感到宽慰。为了使英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放心，这家公司的代表迈克尔。哈巴德写道，“就政治问题没有占得上风而言，会议可以说是成功的。”他还补充说，在阿拉伯和西方代表之间也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气氛非常友好。对西方所认为的石油工业中的基本事实，他们不知道，这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特点。”另一个英国石油公司的代表说，这次会议“对石油工业与那些阿拉伯东道国家的日后的关系来说，可以打个‘干’号分数。”
英国石油公司确实在这次会议期间试图进行一些公司自己的私人外交。哈巴德向董事长报告说，通过“幕后活跃人物《石油周刊》的万达。雅布隆斯基小姐”，他得以安排与阿卜杜拉。塔里基的会晤。雅布隆斯基向他保证，“从她个人所知情况来看，有可能与沙特阿拉伯人讨论经济事实。”哈巴德还说，“不幸的是，经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为了石油生产上的偏私现象，我们受到了猛烈抨击，科威特的人口只有几十万，生产却比在沙特阿拉伯更为迅速上升，而沙特有好几百万人属于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阶层。”哈巴德最后说，“事实证明完全不可能同他们建立任何接触点。”（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官员后来抱怨说，当西方经营石油的人士同塔里基谈话一开头就使用这样的语气“我的好伙计，要是你像我一样搞了多年石油……”时，“他们本想这样可以搞好关系，实际上已经弄巧成拙，搞得更糟了。”）
“向大家问候，万达”
但是万达。雅布隆斯基在开罗时比哈巴德所知道的还要忙。作为《石油周刊》的记者以及后来《石油情报周刊》的编辑，她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石油新闻记者。一头金发，穿戴时髦，她怀有欧洲人机敏处事的本领，这种本领是必需的，使她能应付各种各样的场合。虽然她具有塔贝尔那样的坚定果敢和独立性，她不是石油工业的评论家而是在它全球性扩张的伟大年月里为交流和情报提供了一条渠道。她善说俏皮话，巧妙而又坚韧，是一个在工程师和民族主义者男性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