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护士在美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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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母自幼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从小的耳闻目睹、日积月累的熏陶，使她成为一个更加出类拔萃、更具有凝聚力、更加典型的一代新师母。
在信仰上，师母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主的崇拜者。她的出色不仅在于能熟读《圣经》，入木三分地理解神的教导，更在于她懂得将“人要爱神，就要爱人”的精神完完全全地、准确无误地贯穿、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她用一寸寸心思，亲手将“爱”播种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并使它能在人的心中开花结果。她以“爱”的纽带将她周围的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师母除了平日尽心尽力地管理教会的内务，组织各种各样的演讲，为大家定时地烧烤各种美味糕点外，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她所从事的平凡而又琐碎的关怀活动。
她的关怀是多种多样的，不拘形式的。比如谁家婆媳不和，她会亲自出面做双方的工作，直到双方彼此达成相互谅解为止。或是谁家的儿女有钢琴比赛、舞蹈汇演、毕业典礼，她都会亲自参加。她的出现常常会深深地感动每一个孩子和父母的心。吴师母专门有一个自己的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各家各户的大事小事，她操心着“教会”这个大家里每一个人的事。
但让我最难忘怀的还是2003年4月一个平常的下午。
那一天，我因急性阑尾炎入院做手术。当时由于我先生赴中国出差，女儿在校读书，所以我只是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入院进行急诊手术的。
如今，术前和术中的一切都慢慢地从我记忆中淡出，成为旧事了。但只有术后的那一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成为了我永久的记忆。怎能忘记，那天术后，当我从全麻中一点点地苏醒过来时，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身穿淡蓝色碎花上衣的师母和她那九十七岁高龄的婆婆，手捧着一簇红色的玫瑰花，默默地站在我的床边，轻轻地替我祷告。当我的目光和她们的目光相遇的那一瞬间，泪水马上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慢慢地伸出双手和她们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那时我的脑海里回荡着那首非常美丽的圣歌“为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我出院后的日子里，师母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每日给我送汤送饭，在我胃口不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做出花样翻新的饭菜，以调整我的胃口。在那段日子里，我每晚入睡前，都会接到师母的一个慰问电话，天天如此，直到我完全恢复为止。
诚然，在吴牧师和师母的言传身教及身体力行的带动下，整个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在我生病的日子里，不仅有许许多多的人默默地关心和帮助了我，而且全教会的人们还为我身体的早日康复作了很多真心实意的祷告。这一切的一切，成为我在病中精神上和体力上的有力支柱，并成为我日后的信奉主、关心人的一种原动力。感谢主，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刻，有这样多的爱我的人们，在我身边日日夜夜地陪伴我。
就在康复后不久的2003年6月8日，我正式受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四、良师益友（11）
4同胞知心有缘相会
说到朋友，我就不能不提到我的知心朋友凯诺。凯诺是台湾人。她的原名叫孙昃如。到了美国以后，美国人的舌头对“昃如”二字的发音，发生了困难。让“昃如”这个名字变得似是而非。无奈，为了有一个响亮而又属于自己的名字。“昃如”由此变成了“凯诺”。
凯诺的父母生育了八个子女，七个在台湾，只有凯诺一人在美国。凯诺和她的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移民，至今在美国生活已长达三十年之久了。
凯诺的美不仅体现在她的清秀、靓丽和典雅上，而更在于她的热情、机智和善解人意之中。她有着一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的先生是孟菲斯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的教授。他们有一对可爱的儿女，现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读书。
我和凯诺相识相交已有八年之久了。最早是因着我们的儿女都是孟菲斯青少年乐团的成员。所以，我们有着很多在一起共事的机会。比如做义工观看孩子的表演，到欧洲旅行等等。
我和凯诺之间，开始相识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主要原因是我在择友上一向严谨。我不是那种见人自来熟、喜欢和一大群人谈天说地的人。我的择友标准首先要以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慢慢地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人若仍能够相知相惜，情真意切，才能称之为朋友。所以，我这一生一世，难得有朋友成群的时候，但却有着屈指可数的、情同手足的、真正知心的、经年不衰的挚友。凯诺就是其中的一个。
要从性格上说，我和凯诺是属于完完全全的两种人，她热情如火，我平静似水；她无忧无虑，我多愁善感；她爱热闹，我喜清静；她活得轰轰烈烈，我则过得平平淡淡。然而，这种性格上的极大反差丝毫没有阻止我们之间友谊的发展，反倒成了一种彼此衬托、相得益彰的互补。
我们俩一起参加过无数次的社会公益活动、教会活动。凡是要和外界打交道时，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只像她的一个影子默默地陪伴着她。但如果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的话就自然而然地多起来。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的只属于我们俩的话题，从孩子、先生谈到美国、社会、教育、文化，以至于祖国的台湾和大陆。我们很少想到我是北京人她是台湾人。我们只知道我们同是龙的传人，我们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我们自有我们的情怀。
2003年，我女儿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重点高中。毕业典礼上，凯诺带了她的全家来祝贺，并请她那具有高超摄影技术的儿子为我女儿录像，记下了那无比精彩和终生难忘的一幕。凯诺一贯以我女儿的成绩为骄傲，凡是有我女儿参加的钢琴表演，她都不愿错过。当然，在表演中，她的热情和我的无声，也常常会使许多美国人误认为她是我女儿的母亲，而我只是一无关紧要的朋友而已。
然而，让我难以忘怀和心存感激的是2003年4月，我因阑尾炎急诊入院手术。
这一次病开始并不十分严重。由于医生误诊，我数日高烧不退，阑尾坏死，不得不急诊手术。当时先生和女儿都不在身边，我自己并不想惊动任何人，只想一个人开车去医院手术。
说来也是缘分。在我正准备去医院时，凯诺来看我。那几天，因为我不舒服，凯诺一有空就过来看看。我告诉她医生要我去手术。她当即说要陪我去，我知道她也是一个有家有孩子的忙人，就说不必了，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凯诺说不行，问题不在手术的大小，而在于没有人陪伴十分凄凉。
凡是在美国的人都知道，去看医生是件最磨人的事，更何况我是去手术呢！先是数不尽的有关医疗保险的表格要填写，接下来是成堆的检查要做，再加上我是急诊手术，是排在当日手术日程表之外的病人，所以一等再等。从早上9点入院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开始准备手术。在这全过程中，凯诺一直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疼得呕吐不止，凯诺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轻声细语地给我讲她的家乡和童年的故事。
四、良师益友（12）
等我进了手术室之后，凯诺马上去学校接我女儿，并照料女儿吃晚饭，然后再赶回医院陪我。我术后第一次吃饭，是凯诺送来的她亲手做的稀饭和清炒笋丝，那是我高烧呕吐一周以后吃下的最香的一顿饭。
我只在医院里停留了两天一夜便回家了。回了家并不等于病痛就无影无踪了。由于术后伤口疼痛、乏力以及既不能照顾女儿又不能打理自己的那种挫折感，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在这段煎熬的日子里，凯诺一直是我身边的忠实的伴侣。那时，她就像上班一样，每天一早就到我家来，直到女儿下午放学后家里有了人，她才离开。她料理我的家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打扫、做饭、洗衣、遛狗，样样都做。她也为我读书念报，帮我端水服药。天天如此，直到我身体完全康复。
凯诺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研读圣经是她每天的必修课，二十多年如一日。她可以大段大段地、一字不漏地背诵圣经的章章节节，也喜欢把她读经祷告的体会讲给别人听。她是我们常去的那所教会里的活跃分子。为主效劳，她总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她绝不是那种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人。恰恰相反，她总是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认真而从不敷衍了事。她深深地懂得千千万万的小事的累积便可成就大事。在那所教会里，经她帮助过的人又何止一二。
凯诺自我生活的情趣，一是爱猫，二是爱菊花。
她有一只煞是惹人喜爱的灰、黑、白三色毛相间的小猫。小猫总爱竖着尾巴，在家悠闲自在、韵味十足地遛来遛去。它的性情温顺，目光柔和，吃食时总是不紧不慢。它独立得很，不喜欢任何人碰它。它认定凯诺是它的妈妈，吃喝拉撒睡，一切都要找凯诺。
在美国这个繁花似锦的世界里，凯诺只对菊花情有独钟。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她总喜欢把一盆盆菊花摆在门前，迎接着来访的客人和朋友。那些花在太阳的映照下，闪着一片片辉煌夺目的亮点点，一直泻到地上，给人以美妙神奇的遐想。
我于2003年8月离开了田纳西州，迁居费城，从那时起和凯诺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电话和书信分享着我们彼此生活中的人情趣事，我们仍旧关心着对方的平安和健康。
只要是朋友，哪怕是远隔千山万水，哪怕是散在天涯海角，也总是身远心近、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5教练敬业难能可贵
在美国，无论别人是如何拿到驾驶执照的，我的驾照却是在美国驾校经过正式培训之后，考到手的。
这本来是不值得骄傲的事。我之所以上驾校学开车，不为别的，只为我胆小。
我的胆小，是出奇的。幼年时节，与朋友结伴出游，凡是登梯爬高的事皆没有我的份，有的只是当观众。随着岁月的飞逝，年龄渐长，胆子却不长。到了十五六岁时，仍旧是“旱鸭子”一只。倒不是没有学游泳的条件，每次学游泳，人浮上水面，手却要死死地抓住池边的栏杆，好像一松手，人就会掉到水底消逝了似的。至于驾着车子，走街穿巷，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一生中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是经常有的。
到了美国之后很快发现，在美国不会开车恰似人没长腿。于是我也就慢慢地动了要试试方向盘的心思。
无奈那时初到美国，经济拮据，想上驾校学车，完全痴心妄想，只好拜先生为师。朋友警告说：“先生教太太开车，会导致离婚的”。
我别无选择！把心一横，跟着先生上路了。果然，“内战”不断，练车场成了“战场”，可是我仍旧坚持。
直到那一天，我终于放弃了！
那是个明快秋天的下午，一望无际的青草地与晴朗开阔的天空，相映成辉。人的心情也随之欢快起来。先生提议出去练练车，我很高兴地同意了。坐在方向盘后面，我觉得我那天的状态不错，就像那天的天气一样。
四、良师益友（13）
我当时的水平，还停留在慢悠悠地开直线上。谁知，那天先生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怎样将车子停在车位上。这本来并不是件难事。但事情凑巧的是，练习停车的车位是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的斜度，增加了我的紧张感。就在我提心吊胆地按照先生的指令轻踩油门，转方向盘，缓缓进入车位。踩闸车时，我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错踩到了油门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给足了油的车子，顺着小山坡像是坐滑梯似地一路下滑，等我反应过来，马上踩闸刹车。车子停住了，先生没法不生气，换了我，也会气得七窍生烟。当时，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爬出车子像是走出地狱。从此，不要说开车，就连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的胆子都没了。自然，学开车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没了下文。这一放，居然七年之久。
再次坐在方向盘后的那一年，我正好四十岁。
从主观上讲，我还是胆小如鼠。不过客观的条件却变了。先生那时开始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生意上的事使他不得不经常回中国出差，而女儿那时正好刚刚升入中学，每天都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没人接送，根本不行！于是，我上了驾校。
我是在上课的第一天才正式地和我的教练见面的。我们约好在我家门口的一棵苍天大树下见面。
那一天，当我准时打开前门，一眼望去，看到树阴下，站着一个老先生。他的背影挺拔，一头的银发，正背着手，仰望着那五月万里无云的蓝天。太阳的光辉透过那层层密叶，点点滴滴滴洒在老人那健康的体魄上。他上身穿着一件米色的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