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创业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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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10亿……语音是有很大潜在市场的一个产业。
我们讯飞最根本的产品就是提供一个语音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让普通老百姓使用电脑会更加方便，用语言来操作，跟电脑对话呀，既方便又有趣味性；另外一个是解决了信息时代的交流与沟通，比如说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听电子邮件，通过打电话就可以了解网上的各种内容。可以说，语音平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把这个平台提供出来以后呢，让各行各业的软件开发商、运营服务商或者设备制造商把它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去，每卖一个产品都要给我们付费，就象英特尔的CPU一样。
现在我们的平台已经有了五十多个开发商，包括中国最大的PC厂商联想，最大的呼叫中心厂商华为，还有大唐、中兴都是我们的客户。中国电信、全球最大的电话语音卡厂商……这些厂商基本上覆盖了在社会生活跟IT相关的各个领域。最近在今年的深圳高交会上，当时我们讯飞在那么多的公司中被选中唯一的一家国内公司参加有深圳常务副市长在场的签约，我们讯飞跟加拿大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签约，他们用我们的语音技术推广到北美地区3000多万的华人中去，这个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们的目标在明年对语音市场在家用方面要占到40％以上的份额，在电话接入平台要占到60％，在电信要占到80％，基本上要处于垄断，这是从产业化方面来讲的。我们预计在未来5年内利润至少会在20个亿以上，而且每年是翻番的。
刘庆峰果然是个大忙人，即使是下班了也闲不得，访谈还进行不到二十分钟，他的手机频频响个不停。公司有急事，他必须马上回公司去。我只好送他坐电梯下楼，我俩约好明天再见面，我到公司去。我很想去参观他们的公司，亲眼看一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车来到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大蜀山下的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讯飞公司就在开发区的留学人员创业园2号楼里，这幢漂亮的大楼有五层，讯飞公司占了两层，即第四层跟第五层，面积一共有一千多平米，而且装修得十分气派。这是我采访那么多公司见到过的最大最豪华的，干净又亮丽，我想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肯定很舒服。据刘庆峰的秘书介绍，公司刚从另一个地方搬过来，在这里高新区给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刘庆峰不在公司，我一直等他到下午四点多，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昨晚的访谈，我颇有感触地问：“公司发展这么快，你作为总经理要负责很多事情，可你又这么年轻，你觉得自己能吃得消吗？”刘庆峰不慌不忙地说：从我自己感觉能力来判断是能够胜任的，将来要做的呢？最主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招人。公司的发展比人员的招聘要快，所以总是面临着缺人。目前一个非常强的管理团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非常磨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磨练我们的耐心，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其实有些人是讨人烦的，甚至是看不起他的，但还是耐心地跟他讲。有些人把你当成大学生的企业，以为你的企业刚刚起步什么都不懂，很多都是他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跟你合作的，绕很多弯子来讲话，讲得让我觉得非常累，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学会随便他什么年龄随便他什么职位，一旦我感觉他在浪费我的时间，就一针见血地跟他谈。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要忍耐，如果说得太直接了，可能会得罪人家，因为有些客户可能带给你很多合作机会，也有可能会带给你很多危害——这些客户总不能得罪吧。
我现在感觉倒不是事情应付不了，关键是时间不够。由于时间不够，有时面对一些人很烦躁，所以你得有很好的耐性，我觉得这是应该培养的。而且，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要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你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这是肯定的，你只能挑重要的来做。还有些事情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你暂时只能放过，不要去想它。如果老想着，对你没有好处，对公司的发展也没有好处。哪怕是睡觉的时候你也要想着高兴的事情，不要去想烦恼的事情，不要去想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我问刘庆峰在公司的生活和日常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分别占多少，他说目前事业占了80％的时间，毕竟在创业阶段。我又问刘庆峰有没有感悟出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方面的能力或素质，刘庆峰加重语气说：
做IT的最根本的两个素质，就象《三国演义》里的那样，第一，你要有刘备的心胸，该三顾茅庐的时候你得三顾茅庐，该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第二，你要有曹操的能文能武。现在你想领导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做事，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不够，没有人会服你；如果你只有能力而没有心胸，也没有人会团结在你的周围。所以，要有刘备的心胸，要有曹操的能文能武，这样你才能做好事情。
讯飞公司目前有员工总数120人，平均年龄25岁，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职工总数95％，其中博士6人，硕士20人，本科80人。公司拥有一支12人的精干、高学历的中青年领导班子，其中博士、硕士学历占50％，领导班子奉行现代化管理理念，坚持“科技为本、人才为本”的管理宗旨，大胆创新，力行开拓，正在将公司建设成为高效规范、高度灵活和鲜明个性化的现代化高科技软件企业。公司具有严整的技术和软件研发队伍，直接从事基础技术和软件开发的人员58人，其中教授级高工4人，高级工程师16人，工程师38人。公司拥有中国科技大学讯飞智能多媒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讯飞语音实验室等联合实验室强大的技术支持力量，联合实验室共有46人，其中包括教授（研究员）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8人，博士6人，硕士12人。
中午我在公司长长的走廊走来走去时，发现宽大的多功能厅坐满了来参加应聘的大学毕业生。刘庆峰告诉我，公司今年准备招50人进来，我问刘庆峰从创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团体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发展很快。公司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我作为总经理，既做市场，又做资本运作，又做技术。后来我们技术有了个总监，是科大赫赫有名的黑客，在技术方面完全能把握得住。当时CEO的工作要我来做，行政总监要我来做，市场总监也要我来做，财务这一块也要我做，所以说一个人要管四个人的事情。在增资扩股使注册资本达到6000万的时候，这个组合变得健全一点，我们有了负责技术的副总，有了负责市场的副总，也有了负责行政的总经理助理，在财务方面也有相应的负责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人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架构，但还不是最强的最好的团队，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充电或换血。整个在随着人才的发展在变化，但在分工上越来越规范化了，有些权力逐步放出去，只是放出去的速度没有公司的规模扩大那么快，因为公司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
我在《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报道中看到，一位商业风险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将中国企业家划分为三代：1985年至1991年为第一代，称之为体力型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学历低，一般在35岁以上，其结果是“万元户”；1992年至1998年为第二代，称之为知识型小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中等，有学历，一般在30岁以上，其结果“10万元户”；1998年至2004年为第三代，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大，和资本市场挂钩，高学历，一般在25岁以下，其结果是“100万元户”。
我说，现在一批有知识的年轻人靠创业来积累自己的资本，这是时代的发展产生的，这批人非常引入注目，你也是其中的一位了，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本家，从知识这个无形资产转化为财富这个有形资产，结果从知识到资本都具备了，这当然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进步了。在早期的社会竞争不是很规范，市场也不规范，有很多的空缺，很多的漏洞，这时候那些一穷二白的最胆大什么都敢去做，结果成了暴发户，但这些暴发户从整个的知识层次和道德观念来看都不是很强，他们也是社会上所谓的一些腐败的主要群体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规范，不管是技术竞争，还是岗位竞争，越来越强调你的真才实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最后脱颖而出的用知识发家致富的一些人，都是经过多年积累的有文化层次的，这真的是社会的进步呀，说明这个社会越来越看重科技的含量。而且，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这些人能够发家致富逐步地显露出来，对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国家的对外形象对外的贸易呀是非常有帮助的。必须有这样的一批人出来，才能够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觉得这也是物质文明的建设朝着规范化来发展的一个现象。
访谈差不多只进行了十五分钟，刘庆峰又不得不要走了。他说晚上到我住的饭店去，安安稳稳地说上一个小时。他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不敢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但是为了有一个让双方感到满意的访谈，是不得不要占用他的时间的。既然这样，只好等到晚上再谈。
待到晚上九点多，他象昨晚一样来到我的客房，落座后，我俩便切入正题。我说，成功往往就在于关键的几步，你们的公司能做到今天的规模，你个人能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在创业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抓住了那关键的几步的？
从我的性格上讲，我是属于比较喜欢挑战的那种人。举个例子，上高中或初中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学生当老师在他旁边的时候，他会受干扰，做题会变慢，比较紧张，但我是越有老师看着做得越好，就是思路更活跃。另外，那些数学竞赛，每一次看到很难的题目，一看上去就不知道怎么解的题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些题目使我跟对手拉开差距的地方。如果一份卷子从头到尾做下来都很轻松，那我会很失望，因为我感觉别人都会做，最后大家都得100分，多没意思！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现在我们做的语音，包括作为产业化的切入点的语音合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叉科学。很多科研院所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在1998年的时候，在我们提出的几个创新方法的基础上，科大讯飞的产品首先达到了可实用阶段。当时觉得这个课题很难，是个硬骨头，但我愿意去啃它。我不像别人那样翻一些参考呀翻一些国外的资料来做，我就是自己在摸索，提出创新的方案。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研究课题是幸运的一件事，但绝大多数的人绕了一圈根本就没有找到突破口就出去了。如果当时没有突破，那现在我就不敢做语音这个产业。
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产业化。在1997年年底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导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有过一次谈话。科大有很多学生毕业就出国了，我的本科成绩非常好，班上数一数二；保送上研究生以后，在研究生阶段，我发表的论文是我们班最多的，而且做了863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获得了“挑战杯”科技竞赛二等奖等一系列荣誉，当时我要出国的话比较简单。可我感觉到，出国太可惜了，我出去以后肯定要顺着国外的老板思路来做，我作为一个机器给他编程序；在国内，有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有副教授在我挑头的组里一起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还有，我已经看到了几个创新点，刚刚走了一半，再往下走一定是可以突破的。最终我留了下来，我跟我的导师讲，留在国内搞科研待遇比较差，说实在的现在年轻人谁都不甘心接受待遇那么差，我就象我的导师提出来两点：第一，如果我要留下来，研究照样做，但我要做产业化，你要大力支持；第二，做产业化所获得的利益，有我该得的一份。我的导师很开通，非常爽快地答应，并且帮我去谈这些事情。
最开始是福建一家集团公司跟我们合作做产业化，当时是福建那边买了科大的技术来做，我作为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一摊子的人。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科大的这摊子研究做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就够了。我们在跟外面合作的时候，管理、市场等等我们统统不管，我们只做技术，做好以后把提成拿过来就行。这样做了一年以后发现不行，对方虽然有很强的实力，但他们不懂这一行，产业化思路不太清晰，另外技术开发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做得很累，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到1999年我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