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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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又说：‘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抆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问道：“你们知道列宁的理解是什么？”

张春桥马上回答：“列宁说得清楚：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毛泽东点点头说：“所以，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叫做第二次革命。你们说，简单地掌握现成的政权能行吗？我看不行，必须进行一番新的尝试。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大胆地作各种试验。反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还在我们手里，走资派现在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权力。革命造反派们在这一点说，还是最幸运的。你们说是不是呢？”

江青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实际上是给你们指出了下一步的前进方向。我们夺权，就是要按照列宁的原则，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几个走资派打倒就算了，而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新型政权。”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山西、黑龙江等省市夺权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结合共同夺权的没想。毛泽东明确地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是毛泽东在领导和指出方向，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只是执行和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做一些必要的试验。

江青竭力地想把那个时候的每一个阶段的情况都回顾清楚，以便在下一轮的辩论中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让整个法庭都看到，她江青不愧为真正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她记得：上海夺权后的二十多天，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个命令，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的新阶段，中央号召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实行镇压。三天后，《红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讲到这场斗争的时候，说：“当前，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夺权斗争中，必须是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夺权斗争的骨干和领导。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的大联合，进行反夺权的阴谋活动，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狠地打击敌人……”

毛泽东当时对她说：“你的几次讲话都很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斗争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持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方向，不能给刘少奇这些人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江青记得很清楚：那时，对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李富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一致叫好，一起行动的。

叶剑英在军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指针的，这个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当时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也在军委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讲话说：“从上海一月革命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刘少奇被揪出示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毛主席坚决支持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决定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组织联名写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战斗口号，使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一些地方开始建立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实行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即革命委员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钢铁长城，适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要问：“你们说我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当年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又是什么分子？”尽管她现在不能多提这些事情了，但是她认为历史将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都昭示天下的。这次审判的虚伪和无视铁的事实的行为，是一定要揭发出来的。她想。

预审自己的时候，那个检察官一再追问武装左派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一剎那间，江青想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给群众组织发枪，华国锋是最积极的，他才是始作俑者。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解决湖南的问题时，华国锋就多次向江青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要用武装来保卫文化大革命。江青对他说：“这样提容易出问题，还是要慎重些，你们湖南的问题够复杂了，你在湖南对一些事情要负责呀。”

这年的八月七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群众和部队的代表时，华国锋也在场。

周恩来说得非常明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的确犯了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就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你们把枪发给了保守派是犯法。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军分区也要向广州军区和党中央交待这个情况。你们把毛主席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你华国锋也要承担责任。”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成立有黎源、我、章伯森等人为首的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那我们就一定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有这个趋势，既然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拿枪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又听说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要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允许、怂恿、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并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蓬塘、赣州最大的‘七·一〇’流血惨案。军区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最遵守，不抢了；但是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出来，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掉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野战军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决定严厉规定，向所有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要考验左派。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林副统帅同意的。这样你还要夺枪，还要抓人，这就是无政府了。我今天举江西的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长沙地区的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就不应该。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革命的进程一定要有计划。”

江青想，为什么同样的话，到了我江某人嘴里就是罪行，在周恩来口里说出来就是所谓错误，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这难道不是因人而废言又是什么？她又想起了那个江文曾经提到的贺龙问题上她讲过的话，她的确不记得了，但是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至今认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她自己，他们都没有什么错误。

在对待贺龙的态度问题上，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接见体委总部和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代表时，也讲得非常清楚：

“毛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要将贺龙揪出来批斗，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不是拿主席的话来压你们。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揪了。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是一直跟毛主席定的，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南昌起义是贺龙参加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虽然那时他不是党员，但我们还是欢迎的。当时他在二军，叶挺是在十三军，南昌暴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发动农民，没有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一是城市观点，另外是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到了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留下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在留下的部队里当营长，陈毅也在，经朱德同志拉到井冈山，得到毛主席的领导。尽管朱德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说这一点是有功劳的，所以今晚的宴会他就要参加而贺龙就不能参加。这就是区别对待。”

江青曾经问过周恩来：“《洪湖赤卫队》里写贺龙的事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周恩来说：“实际上不是贺龙，贺龙在湘西桑植建立根据地，八一武装起义以后，中央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搞秋收起义。派了两三个人到洪湖搞发动，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把它搞起来了。贺龙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到江西，第二年底他们汇合了。一九三〇年发展到李立三的路线，就搞攻打长沙，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失败，就又要搞第二次，毛主席不同意，段德昌两次都不同意。结果攻打长沙失败了，贺龙拔腿就跑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搞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给杀死了。实际上，段德昌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就这个问题和贺龙谈过话，他说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负责任，完全把责任推给了政委夏曦。你贺龙是头子嘛，这个公道吗？总之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的时候搞肃反扩大化。贺龙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汇合，这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为什么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是主席的政策。我们不能把正正当当的事情丑化了。毛主席说我们的政治斗争是最文明的。”

有学生问道：“我们现在定贺龙是三反分子，总理你觉得该定什么性质？”

周恩来笑道：“你们去定吧，我们不好说，这要毛主席来定。背靠背的斗，留点余地吧。”

后来，总政的保卫机构给萧华打了报告，说：“贺龙有枪，要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冷枪，他的汽车要和关锋的车撞上去拼命。”萧华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调查一下再说吧。”

汇报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表态：“把贺龙抓起来！”

于是，贺龙正式失去了自由。直到中共“九大”不久，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他活了七十三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江青最先向周恩来提议说：“对贺龙是不是需要一分为二？我看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还是有功劳的。对他的功劳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我看有好处。不然，我们的党就被林彪弄得没有好人了，这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连历史都不好讲了。”

周恩来马上表态：“你讲得完全正确，我马上叫人去布置。要给贺龙开追悼会。”

“明明我在一些事情上发挥了对你们很有利的作用，你们一点点也不感激，凡是不合你们意思的地方，你们就对我罗列罪名，横加指责，这也叫什么公道呢？凡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而又了解情况的人都会对你们的这些做法嗤之以鼻的！”江青对着铁窗切齿怒骂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了。任凭她怎么的骂，都改变不了任何一点既定的事实。这和她当年的威风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