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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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杜鲁门智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用立足于打的真谈判来对付蒋介石的假谈判，借助于一切合法的形式来宣传我党的主张，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为我军的积极备战争取了时间。毛泽东在一定的限度里，对蒋介石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其实也是为了为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打内战计划。现在，我江青明知法庭是不会为我主持公道的，但是我也要利用合法的机会来揭露邓小平和华国锋的阴谋，借以宣传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个巨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将中国革命到底，还是实现“划江而治”的方案，来个南北朝的不同统治，这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现在，我江青面前也有两条道路：是向法庭或邓小平低头承认犯罪，乞求一点自由和活命；还是坚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维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她认为，一旦她向法庭认了罪，就会使毛泽东的威望受到沉重的打击和影响。她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所以，江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使为此上断头台，那也是最庄严的伟大的瞬间。
内战还未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杜鲁门和蒋介石对中国内战结局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估计。
毛泽东也担忧和焦虑战争的前途，但是他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江青也断定：她的失败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她自己的。
毛泽东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斗智和战略反攻阶段的斗智是截然不同的。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是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出现的。他开口蒋委员长，闭口蒋委员长，甚至在宴会上还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显然没有表现出要最后夺取全中国的意图。但是，就在和蒋介石巧妙周旋的时候，毛泽东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策划和制订了自卫反击的一整套计划。江青也是这样来考虑的：当最初告知她要对她进行审判时，她再三表露出她的身体很不好，嗓子也不能说话了，想找个替她说话的人，否则恐怕不能坚持到底，其实这也是迷惑法庭的一个策略。她的一切，就是准备到了开庭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亮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来给全国她的支持者一个鼓舞。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来了个不断求和的姿态，甚至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以此迷惑全国全世界的视线。毛泽东在既定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也不拒绝一切和谈的建议，但是把惩办蒋介石、李宗仁等战争罪犯作为和谈的前提，这就使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毛泽东不断地和他的对手们斗智，使得这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内战成为战略、战术、人心和人力的综合运用，将毛泽东的智力发挥得完美无缺，使人民战争从“百战不殆”到“百战百胜”，智力的杠杆作用，谱写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壮丽凯歌。连美国的战略学家对江青都说：“要不是毛泽东领导这场战争，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将重新谱写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智力作用，可以写一本广义的哲学史论。”江青认为，这位外国学者的话丝毫都不过分。
江青很想象毛泽东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和这次审判中来一个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和毛泽东的差距了。她现在才知道，自己远远地不能和毛泽东相比。说心里话，连作毛泽东的学生，她现在都感到脸红了。
这时，她才似乎体会到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以保证这场运动的顺利进行。她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深夜，急促的电话从上海打来……
张春桥冷静地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反革命事件。他们今天绑架、殴打、围攻了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现在王力下落不明。‘百万雄师’和八二〇一部队的一小撮坏人竟然包围了毛主席的住地，迫使主席今天乘飞机到了上海。主席已派东海舰队和其他几个野战军包围了武汉。我劝你也要注意安全，小心一小撮敌人策划政变的阴谋。”
就在“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首都的各界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就冒雨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阵势，一下子波及到了全国，一片“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呼喊声。七月二十二日，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采取了果断措施，谢富治和王力顺利地回到了北京。本来周恩来是和他们一道坐飞机回来的，但为了制造声势，周恩来让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继续在天上盘旋，他的飞机先下来，当他和江青、康生、陈伯达汇合后，再通知天上的飞机降落，造成了周恩来在北京和江青等人一起欢迎谢富治、王力回来的情景。当周恩来、江青和王力、谢富治等人手挽手绕场检阅欢迎的队伍的时候，欢迎的队伍里继续出现“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当时，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领导人谁也没有制止这个口号。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决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的大会声讨武汉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时，叶群给关锋打来电话问道：“是不是今天要开大会？林总想参加这个大会，你请示一下江青同志，看行不行？”江青马上回答：“当然可以呀。林总参加，这个会议的规格就要提高了。”果然，林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群情振奋，发言的造反派里都是“要把党内、军内走资派揪出来”的呼声。林彪在城楼上说：“我正愁着没有题目做文章呢，现在好了，可以做文章了。这件事情可以教育我们的许多人。”
于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陆续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新的考验》等文章，传出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打倒一批人，而是为了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的目的。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了由林杰执笔起草，经关锋和王力审阅的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锋等人的问题后，毛泽东和江青连夜通了电话，毛泽东问道：“红旗杂志的第十二期社论你看到了没有？”江青说：“没有看到，关锋这些人有什么事情并不找我了，他和林彪、萧华挂上后，基本上把我摔到一边去了。”毛泽东说：“关锋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事情怎么样？宣布了吗？”江青说：“林彪催过几次，我没有再回答他。”毛泽东说：“我听春桥和总理说过关锋这个人，很骄傲，谁的话也不听了，直接要听林副主席的，这怎么能行？要警惕这个人。另外，‘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混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再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很快，毛泽东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作了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和批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作了传达，进行了紧急布置。周恩来向戚本禹作了传达布置。江青亲自对林彪说：“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地改变反革命的斗争策略，我正式告诉你，关锋和王力这些人不可靠，过去他们也是跟着刘少奇跑的，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搞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社论是错误的，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连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总理，其目的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取而代之。”
林彪听了大吃一惊：“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关锋也出事了？他不是三滴水很信任的人吗？”他转过头问叶群，“关锋的总政副主任的事传出去了吗？”叶群说：“主席那边没有回声，我们这里也没有任命。”林彪说：“把请求任命关锋的报告撤回来，今后谁也别再提起这件事了。跟着三滴水这个人，要处处警惕，弄得不好，就要当她的替罪羊。她为了她的利益和需要，是从来不讲什么交情的。你今后不要老跟在她后面跑，她把你能卖得吃了。”
叶群从这时候起，就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她对林彪说：“我还不是看在毛泽东的身上才对她那样吗？就她自己来说，她不过是一个戏子出身，有什么了不起。她的那些丑史，我和黄永胜他们一讲，大家都在她背后嘲笑她，她还自鸣得意呢。我看她将来如何在这些人面前再逞能！”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正式解决王力和关锋的问题。
江青一开始就说：“你王力于八月七日，冒充毛主席的指示，公然对总理进行攻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炮打陈毅同志，要夺陈毅的权。在外交部搞什么‘夺权指挥部’，这是在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外交部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你们支持什么火烧英代办，在香港搞什么示威和革命，统统都是胡闹。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时候，是要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追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你们才是另搞一套，这是想干什么？这不是要造无产阶级的反吗？”
这次会议后，这两个人就被关起来了。先是在钓鱼台限制了自由，后来就关到了秦城监狱。
一九八〇年九月，两案专案组的人调查王力关于江青打倒赵易亚的事情经过时，王力狠狠地咬了江青和康生一口，他说：“赵易亚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是受了关锋的牵连。关锋出了问题后，赵易亚在《解放军报》马上就受到了注意。赵易亚本来是陈伯达调来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马列主义研究院缺一个秘书长，陈伯达便把他要来了。一九六七年初，解放军报出了‘胡痴小集团’问题后，林彪提出要调一个人负责军报，就又把赵易亚调到了军报。第一次打倒萧华时，就是江青和陈伯达干的；一九六七年夏天，第二次打倒萧华时，毛主席要保，江青知道这个底。那时，毛主席的女儿萧力在军报社。赵易亚动员萧力和自己联名写萧华的大字报。萧力回去问江青，江青马上变了脸，大骂道：‘我看这个赵易亚不是个好东西，他写大字报还要把我们家的人牵扯进去，马上给我查！’康生看了一夜赵易亚的档案，说：‘赵的历史上有一两个月不清楚，我看他就是个特务。’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赵易亚的问题时，叫萧力也参加了。听了康生的介绍后，萧力问道：‘光是这个问题就是特务吗？’江青说：‘这是康老亲自审查的，没有问题，一定是特务。’我提出：‘突然宣布是特务，要作一些防范措施比较好，要不自杀了可不好。’江青听了把脸一沉：‘你怎么给特务说话？一个特务，自杀就自杀！’陈伯达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到江青和康生之前，宣布了赵易亚的所谓反党问题。后来，赵易亚夫妇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预审江青的时候，提起了这件夺解放军报权的事情，江青冷笑着说：“你们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赵易亚在军报的权是我们任命的，上级宣布撤下级的权，难道还叫夺权吗？你们害我心切，连赵易亚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来给我定罪名，他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炮制者之一。你们现在和他们都成了一家了。好，好，这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最好你们把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也发动起来，一起诬蔑我，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