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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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也承认是误抓。现在是想办法找一个证明人，能证明我与政治无涉！”
为此，那个老共产党员也替她想办法。
“对了，你不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领导的夜校的教员吗？如果能搬动一个外国传教士来保你，敌人肯定不敢得罪外国人。现在，外国人可比中国人要吃香啊！”
李云古有了主意了。她一次又一次地给那个组织的熟人写信。看守所里被她感化了的看守人员也给她想法送信。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一辆红色小汽车停在了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门口，从上面下来了两个黄头发、白皮肤的洋太太，她们很引人注目。她们的衣着气派，雍容华贵：钻石发夹，钻石耳环，还有钻石戒指，这些珠宝都是她们身份的象征。
“我们要保释李云古小姐出去，她不是过激分子，她是我们基督教最出色的教员。你们显然是抓错了人。”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实际上成了最安全的保险。
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的机构只填写了一份释放审批表，让洋洋得意的李云古作了指纹登记后，就把她释放了。
她出狱后，见到左翼教育联盟的党组织代表，故作轻松地说：“这只是夏天很平常的风景，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很快安全度过来的。”
那时，由于俞启威已经出狱，江青的党员关系得到确认。被捕期间的表现，经左翼教联党组织的审查，所作的结论是：“李云鹤被捕期间从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出卖党的秘密和同志，没作损害党的活动，可以视为是经受得住考验的女同志。”
对江青的这段历史，后人众说纷纭。
一九七五年夏天，康生重病缠身之际，托人向毛泽东转送去两份揭发张春桥和江青的材料，说：“已有材料说明，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被捕写了自首书，是叛徒。请主席注意，必要的时候给予审查。”
毛泽东看罢材料，很生气地扔到地上，对身旁人员说：“康生同志头脑已经糊涂了。作了一辈子肃反专家，把神经都搞乱了，以至好人坏人分不清了。不要杯弓蛇影嘛。”
一个月后，毛泽东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人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谣言不少，我劝大家要作具体分析。比如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从林彪时就这么讲。春桥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过，怎么能是叛徒呢？江青在三四年十月被敌人抓过，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把她放了，怎么能是叛徒？可见造谣的人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敢于这样干，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张春桥说：“这也是在造谣言造舆论。”
“我看不会有多少人信它。”毛泽东接着说，“江青这个人，毛病可多呢。缺点和错误可以用火车拉，但是她不会当叛徒，这点我放心。她反刘少奇、林彪，都是立了大功的。毛病是后来很骄傲，开了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以势压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我希望你们都去帮助她。不然，她的错误不得了。”
华国锋说：“江青是功大于过，功劳把错误都掩盖了。”
“不，应该是功是功，过是过。还是两者分清的好。”毛泽东说。
回想这些，江青的眼睛又湿润了。唉，这个女人呀，眼泪就是多。
第六章
华国锋审时度势：不能让江青活着出去。当年陈永贵被整，全靠江青全力支持，树立权威，陈永贵拉着江青的手说：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如今，江青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却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
刚把江青抓起来的时候，华国锋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党内国内出现反对力量，整个形势就会发生急剧变化。
他和汪东兴亲自检查了关押江青的地下室后，稍微放心了。这至少不能使这个婆娘逃出去。他详细询问了她的表现，但没有勇气和她见面。几年前，他就领略到了她的厉害，现在果然硬不可屈。是的，这个女人掌握毛泽东的东西太多了，对党最高层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不能让她活着出去。
“让我再审问她吗？”汪东兴急于露一手。
华国锋摇了摇头。他怀疑是否能从这个女人嘴里掏出能使他们认罪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她是不能活着离开关押地的。当然要同政治局几个核心人物商量。中共中央不大轻易杀人，这与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不同。可是，他已无法召开会议公开研究这件事，因为一旦传出去后果难以预料。形势如果紧张起来，一切要靠他华国锋做主了。
当时，上海吵吵闹闹要策划起义，搞武装暴动的时候，政治局里就有人提出要干掉江青和张春桥。
陈永贵对他说：“好我的华主席呀，自古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海那帮小子敢于犯上作乱，无非是以为有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嘛。我看杀了江青、张春桥这两个人，他们都会变成草鸡。”
“永贵，你还真有些头脑。”
陈永贵“吃吃”笑着说：“这也是学着毛主席的思想而想办法呗。阶级斗争很残酷、尖锐，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嘛。”
“你估计这个主意提出来，政治局会一致通过吗？”
“我看差不多。现在‘四人帮’人心丧尽，想杀她的人多得很。”陈永贵说完后，果真开始了他的活动。
江青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寨大队批判她的文章，马上想起了陈永贵在一九六九年初见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请求毛主席和你给我做主啦！”陈永贵一见江青，“扑通”一下跪倒了，顿时泪如雨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今天，也没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撑腰给挺过来了。”
这些话把江青弄了个莫名其妙，连忙把他扶起来说：“永贵同志，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反而把我弄糊涂啦。你不是好好的吗？”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给我定‘日伪汉奸’，还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资格。”陈永贵开门见山地说。
“他们谁敢这样！”江青板着脸儿，“谁要是想砍倒大寨这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们干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的阴谋绝对得逞不了！”
这话很管用，陈永贵马上止住了眼泪，坐到沙发里，开始一五一十地汇报事情经过：
“我从小讨吃要饭，死去父母，早就过上了孤儿的生活。”陈永贵看着江青的脸色，想把话尽量缩短些。“后来我在大寨村立住脚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就不说了。抗战爆发后，大寨成为日本人、八路军和伪军交战的游击区。按照边区抗日政府的方针部署，阻止日本人扫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得时刻冒着让鬼子杀头的危险。”
江青插了一句：“这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这方面的事。当演员，那是为了作掩护。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事了。”
“是啊，当时让我当伪村长、伪代表，参加日本人的‘兴亚会’，我是至死不干，”陈永贵来了劲。激动地说，“但是，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首长，化名为‘老曹’，为这事给我反复做工作。他说：‘你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八路军信任你，穷哥们也信任你，你不出头让灰鬼干了，受损失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这时，村里的穷哥们也到了我家，好说歹说让我出头，还向村长贾泰元积极推荐。贾泰元是个地主，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为鬼子一来，他家的粮食和房产保准第一个挨抢。再说，他的兄弟贾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来维持一下，这对村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为然说：“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军派你打入敌人内部的，这就算参加革命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永贵说，“我当了维持会代表，参加了日本人的‘兴亚会’后实际上是多方应付，不管什么人进村，全凭我忙里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过不少灾难。我还掩护了好几个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党送了不少公粮。抗战结束后，为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贾泰元为了保护他自己，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发动农民斗争我，说我是‘鬼子汉奸’。幸好八路军首长和穷哥们知道底细，才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解脱了我。”
“这事应该有档案记载嘛。”
“有！我有八路军部队给村里的立功信。”陈永贵说，“抗战中，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八路军首长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个叫贾承维的民兵扛起了枪杆，前往阳泉参加打鬼子的战斗。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带领着十三个战士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阳泉的战斗打得很残酷，好多战士都死的死、伤的伤。我看看跟在我身边的贾承维和其他战友，高喊着‘谁是英雄，跟我上’的口号，一下子冲到最前线，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救回来我们的几个伤员。这些事，是日伪汉奸能干了的吗？”
江青笑了：“谁也没说你是日伪汉奸啊！”
这下，陈永贵才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有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们背着我给六十九军的领导写黑信，说我当过维持会代表、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棒棒队’，还从档案馆里听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他们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不管是谁想整你，不但我不答应，党中央不答应，毛主席也不答应！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和江青面对面的谈话。
陈永贵拉住江青的手，一个劲地摇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我和大寨的党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说，拥护江青同志就是拥护毛主席，我们要象听毛主席话那样来听江青同志的话。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决不让他再泛滥！”
这些话，要是放在别人嘴里，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从这位农民口里讲出来，她却认为入耳得很。她对周恩来等人说：“陈永贵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完全可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雷锋要是活着，可以当总政主任。我主张把铁人王进喜、大寨陈永贵都选为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觉悟高得很！有他们在中央，走资派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于是，陈永贵顺利地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一口咬定谢振华是林彪的人，不断向江青告状。
江青想起了当年的事……
当林彪接到电话通知，赶到中南海来见毛泽东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五点钟。自从上海发起向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来，毛家湾的指挥一直和钓鱼台、中南海保持畅通的联络；为了使军队在支左中不出差错，林彪手里始终掌握着来自八大军区和一些重点部队的情况报告。他起床后，匆匆忙忙准备着他已阅读过的这些材料。
“是不是向主席请个假，或者在电话里请示一下主席有什么指示好不好？就说你刚发汗身体不适。”叶群披着衣服赶进林彪的卧室，对他唠叨。“春寒袭人，从毛家湾到中南海还有一段路，小心感冒。”
“去去去！”林彪烦躁地推开了她，皱着眉头说，“一号的通知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去，如果不发生重大事情，他能在这个时候召唤吗？妇人之见！”
“好好好，听你的！”叶群撇了一下嘴巴，“谁让你是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来，我不过是给你参谋参谋，听不听全在你。”
二十分钟后，林彪的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门外面停住了。当他被等候的秘书引领进去的时候，他表示歉意。
最先从毛泽东卧室里走出来的是江青。她脸上放光，毫无倦意。双方握手说了表示问候话之后，江青便说：“主席正在给济南军区的一个报告上作批示，马上就出来。本来，主席和我是怎么也不愿意打搅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