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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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说：“事情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一回事。我是委托张春桥叫人和郑君里谈话，让他把一些不适合他保存的东西交出来，给了组织或我保存比较好。因为港台的一些反动组织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搜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以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为了他好嘛。我是在抗战时期到重庆治牙的时候才认识赵丹、顾而已等人……”

“叶群指使江腾蛟去抄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等人的家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江青笑了笑，说：“不知道。我是看了《起诉书》，才知道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和这些人认识的事情经过。他们的手里有我的照片和信件都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什么抄家。只有想搜集我的材料整我的人，才会下这样的功夫。”

旁听席上一阵笑声，使江青下意识地转过脸来斜视了一下那边的人们。只见有人正朝这边观看，江青感到面孔比较熟悉，一下竟然想不起来了。她眼珠子转动了几下。心想，他们又会使出什么样的花招来？看来这个法庭对整垮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连原来的所有熟人都动员起来了。现在，她认为随时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看来，她不但要受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的气，连三十年代所受的气，还要再补上一次。

法庭出示了郑君里生前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委托张春桥同志和我谈话后，我已经把我保存的您的照片和有关的杂志、文章都交给了上海市委的有关部门。您放心，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一些不该我讲的话的。”

女检察员王耀青发言说：“郑君里生前写给江青的亲笔信，证实了张春桥的确和他谈过话，而且向江青交出了所保存的照片。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现在我建议法庭传唤新的证人到庭作证。”

头一个出庭的是江腾蛟。

他上来后，看也没看江青一眼，就说：“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我接到吴法宪的电话，说叶群让我立即秘密来京，接受一项特别的紧急政治任务。我来京后，叶群亲自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了郑君里或者是顾而已这些人的手里。你要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到这些人的家里想法把它抄回来。记住，要把所有的笔记本、日记本和各种有文字的东西都抄来。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讲。我回到上海后，张彪、刘世英等比较可靠的人带队，领了一部分战士和干部子弟，化装成红卫兵，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凌晨，抄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

接着，曾经带队抄郑君里的家，并参与整理和运送抄来的材料的刘世英，也被传到法庭作证，他讲的基本和江腾蛟说的差不多，只是补充了许多的具体细节。

当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江青的确大吃一惊。

“阿黄！”江青失声叫了一声。

黄晨气愤地指着江青说：“我不和你说话！你曾是蓝苹，对不对？我是黄晨。我告诉你，你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我是清楚的。你写的历史想抹也是抹不掉的。就因为我们在三十年代认识你，就因为那些你想收回的信中，有一封是给唐纳的，你搞得我们家破人亡，我丈夫也被整死了。你太残忍了。”

江青低沉地对她说：“阿黄，我真是不知道这些呀，害你的人也是害我的人呀。”

“我不跟你说话！你没有权利和我说话。”黄晨说，“郑君里去世后，你们连我的小儿子也不放过，连他也差点被你们整死。你们太毒辣了。”

“这些，都是林彪和他的死党们干的，我连一点点情况都不知道啊！”江青近乎在哭叫。

黄晨是按着早已准备好她的思路来讲话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打电话给郑君里，谈话时逼着他把有关江青历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君里交了以后，张春桥又把他找去谈了两次话。第一次，君里告诉我，张春桥威胁君里，要他把江青的信件、照片、剧照和有关的材料都交出去。我们把家里所有江青的三十年代的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整理了一大包，经过有关人员转交给张春桥。过了不久，张春桥第二次又找君里去谈话。这一次谈话回来后，我再三问他谈话的内容，他闭口不谈，但是，我感到他的压力很大，精神恍隐。第二天一早，他就对我说：‘黄晨，我这每天出去，说不定哪天就回不来了。’……”说到这里，黄晨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江青不住地摇头：“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还和有关方面交待，对郑君里进行保护，可他们并不听我的话。我并不是万能的，你们这样说，是不是把我的能力估计过高了？”

“就在张春桥找君里谈话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来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这伙人嘴上都捂着大口罩，口罩是特制的，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一来就封锁了整个大楼，不准任何人进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家所有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家具、衣服、箱子都翻出来了。把我们所有书籍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汇的文艺、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他们搜刮一空啊。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江青一直在倾听她的血泪控诉，似乎在听一篇有趣的故事。她嘴里喃喃地说：“林彪这个人，为了整我，是什么坏事都干了，还要栽赃在我的头上。这些东西，闻所末闻呀。”

黄晨悲泣地说：“抄家不久，一九六六年九月，江青，就是你蓝苹，利用你控制的公安、检察和法院的大权，把已经倍受摧残的郑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了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摧残迫害，仅仅两年，你就把他活活地迫害死了……”说罢，她放声大哭。

江青霍地抬起了头：“如果你们就郑君里的问题能拿出一个字来说明是我让他们干的，那我就是大坏蛋，我自己向历史低头认罪！但是，如果你们拿不出来，就是诬陷，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帮，就是一群畜牲！”

黄晨也跳起来说：“就是你蓝苹，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历史，所以你就陷害我们。我强烈地要求法庭，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江青给予严厉地制裁！”

“我要讲话！”江青似乎在强忍悲痛地说：“郑君里的夫人今天不管说什么，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申明的一点是，她说的这些，除了我是让张春桥和郑君里谈过一次话，让他把一些不该他保存的东西交给组织外，再没有别的内容。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也是当时中央有一个规定，要收回一部分文件和材料，防止在运动中落到国外去。这个道理我想你们是了解的。”

黄晨作完证后，法庭还出示和宣读了赵丹逝世前，同他的夫人黄宗英一道提出的家里被抄和受迫害的证词。

“这只能证明林彪一伙的确是抄了他们的家。如果我早就知道这事，林彪事件刚发生时，我们也会追究他们的责任的。因为这和抄刘少奇的家不同，抄他们的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江青辩解说。

审判员黄凉尘又问被告：“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你和谢富治一道到叶群的家里，把抄家搜来的材料当场烧毁，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回应说：“不知道。我已经说过了，那些材料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东西，有什么烧的必要？值得那么大动干戈吗？我知道有那么几个林彪的死党会作证明的，证了半天证出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我江某人当过演员，拍过电影，还和一些电影界的名人有过什么关系，等等。这些东西有很多是胡说八道。不错，我为了掩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有时故意要和一些圈子外的人周旋、来往，这在地下革命的工作中是正常的允许的，有什么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法庭随即宣读了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卫球的证词，证明江青参与了烧毁材料的活动。

接着，法庭又传来原林彪办公室秘书、江青烧材料的见证人道根生出庭作证。岁月已经使这个当年满头黑发的年轻人变得老成了，他指着江青说：“当年叶群烧毁材料时，江青在一旁踱着步子，监看着焚烧。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女检察员王耀青又慷慨激昂地发言了：“被告人江青对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犯罪事实，回答说她不知道。但是，上述的人证、物证说明，她是知道的。法庭调查证明，江青指使人非法搜查、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她的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遭受抄家的五个人，后来受到严重的人身迫害，郑君里、顾而已受迫害致死，赵丹遭冤狱五年之久，陈鲤庭被诬陷为特务。江腾蛟对郑君里等五人进行人身迫害，是犯罪行为。这件共同的犯罪行为，也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共同残害人民的明证。值得提出的是：江青在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时候，不只是这一件孤立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人证可以看出，江青的犯罪行为，是有预谋的一个整体。我建议提出吴法宪来作证，看看江青的另外一些罪行的过程，对此也是一个旁证。”

吴法宪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他眯缝着眼瞅了瞅江青，又对着法庭说：“我在江青和林彪指挥下，干了许多反革命的坏事。江青是罪魁祸首，我是江青的帮凶。我除了参与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非法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活动外，还替江青干了几件反革命的事情，现在我再揭发其中最恶劣的。”

江青对吴法宪的揭发不屑一顾，鼻子一哼，说：“我能受到这些叛徒们的反对，感到无限的光荣。这更说明了我们当年对林彪的这几个死党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我们手软了。吴法宪说什么，我洗耳恭听哪。”

“第一项，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说她接到上海的一封信，反映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她把我叫到她那里，让我去抓人，另外去收材料。她指定要抓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等人。我当时曾经告诉她：我不了解上海的情况，上海也没有人听我的话。陈伯达也在场，他说：‘不要紧，我给你写个信，给你个委托书。’陈伯达马上拿起纸，写了封信给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我把受权书给张春桥看了，张春桥表示全力协助。结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梁国斌、黄赤波、王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被抓到北京来，江青把他们关起来了……”

江青瞥了他一眼，说：“什么派你去，是你自己抢着要去的，逮捕几个公安都要抓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和我联系起来了。”

“第二项，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江青拿了孙峻青写的一本书对我说：‘这个人是一个作家，他是上海作家协会党委副书记，你顺便到上海把孙峻青弄到北京来，就说我要和他谈话。’我到了上海后，找到孙峻青，派飞机把他送到了北京。三月一日晚上，江青又把我叫到钓鱼台十六楼给了我一个材料看，说孙峻青和总政治部、空军的一些坏人有联系，要让北京卫戍区把他监护起来。江青要我按照她说的话写个报告给她和陈伯达、康生，第二天就送给她。第二天，我照她的要求写了报告后，刚给了她，她就迫不及待地批了‘同意’二字，孙峻青就这样给抓起来了。”

旁听席上的人们立即轰地议论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抓一个人就这么简单，真是太没有人身保障了，怪不得江青他们一个个都垮台了。他们要是再不垮台，人们就没有活路了。”

吴法宪显然是得到了法庭的支持，他讲起话来音宏声亮：“第三项，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晚上，江青对我说，她三十年代有一个佣人，跟她在一起，很了解她的情况，要我派人去上海把这个人弄来北京，就说我江青要找她谈一谈。我就派人到了上海，秘密打听，找到了这个佣人，她就叫秦桂贞。我叫人把这个秦桂贞带到了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北楼，当作上宾招待。我见了江青后，问她：‘你什么时候见这个秦桂贞？’她说：‘我不见了，你写个报告给我，就说她跟上海公安局有黑关系，同香港有来往，是敌特嫌疑。为了不干扰江青同志，要把她抓起来。’我又按照江青的旨意，写了报告，江青批了。当时，江青派了两辆吉普车，把秦桂贞带走。抓了起来……”

江青这回可是忍不住了，她怒吼起来：“你简直是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给你批过这样的报告？你们为了整我的黑材料，秘密把秦桂贞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