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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部分

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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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这些情况汇报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对毛泽东说:“你看这个谢振华还能继续干这个省委书记吗?他公然和替刘少奇翻案的人站到一起去了,这个人的思想可是成问题哪。”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是逼人上梁山哪。我看了初澜的文章,就很难说服人,起码没有完全说服了我。我就不相信谢振华会替刘少奇翻案。不过你们有意找个靶子打一打。练练兵也无妨不可。”

江青说:“这个谢振华可不是仅仅这点问题。据陈永贵同志的揭发,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陈伯达为了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窜到山西进行活动。谢振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太原陪着他到几个单位去跑,召集地、师以上的干部让他接见,还把他的黑话印发到各地去执行。他跟着陈伯达和郑维山到了内蒙,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协作会议’,这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关键。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谢振华不是很好地揭开盖子,反而表白他自己说:‘陈伯达来山西受到了冷遇,对山西的接待很不满意。’在郑维山为林彪修展览馆的问题上,谢振华也是多次说:‘修展览馆我们抵制了,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事实上,他是积极地参加了修建展览馆的。在修建之前,他听取过施工部队的负责人关于修建展览馆的汇报,参加了图案模型和展品的预审。施工时省里还出了人、出了车去支援。并出钱修建了为展览馆服务的招待所。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他自己,说明了他很不老实嘛。我在问他郑维山在五台山为林彪修建行宫的问题时,他却说不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人让陈永贵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了。”

毛泽东哈哈笑道:“当初认为跟着林彪和陈伯达是个光荣,现在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要离开他。可见那个东西确实不光彩。林彪和陈伯达都成了过街老鼠了。既然你们已经通过批判《三上桃峰》把山西的盖子揭开了,那就尽量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谁是正确的。对陈永贵支持一下也好么。”

于是,由王洪文出面主持,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召开了解决谢振华问题的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议。

江青一到会就指着谢振华说:“你别以为你的资格老,比你资格老的我见多了,他们脱离群众,都被打倒了,难道你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我们本来是老熟人了。你在延安的时候,是我们的大队长,那时你就好凶呀。你就是喜欢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初解决晋东南问题时,有两个排在途中对群众组织开枪还击,造成了流血事件,你知道吗?”

“我听到了汇报,没有及时地解决和处理。”谢振华说。

江青得意了:“你现在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变成光杆司令。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你有权嘛。”谢振华说。

“不过有人说我不爱看样板戏,这不符合事实,八个样板戏我都看了,一个都不少。”

经过了六十多天一连串的批判,谢振华终于被迫写出了一份检查,在提到《三上桃峰》的问题时,说:“晋剧大毒草《三上桃峰》在我省出笼,是我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我省回潮的突出表现。《三上桃峰》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个戏,我曾看过,但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听任其在我省广为上演,散布了反革命毒素。我同意了把《三上桃峰》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这是我省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暴露,也是我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我最大的失职。是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犯罪,感到万分沉痛。江青同志代表中央在接见我省晋剧院演员时提出‘炮轰谢振华’,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扑,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爱护,我表示完全接受,坚决拥护。”

“你想,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能翻的了案吗?”批判谢振华时,江青问道。“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刘少奇要翻天,除非太阳从西边冒出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江青看了他的检查,还想向毛泽东建议,继续让他到山西各地去接受批判。毛泽东摆摆手说:“算了,谢振华的问题到此为止。这个人,将来也可能还要重用,你们不要一棒子把人打死。就是陈永贵同志,难道他就不犯错误?照样犯。林彪是没有当政,所以不提了。林彪要是得逞了,我们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会跟着跑的。路线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辨清楚的。所以,谁也不要刻薄他人。”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去,谢振华激动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要坚决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永远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底!”

想到这里时,江青望着铁窗外昏暗的灯光,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想,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被指控犯了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向自己认罪检查,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公开抵制自己的主张。现在,他们又几乎毫无例外地齐声翻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看来,真理也好,错误也罢,都是和一定的地位和条件、权力紧密相连的。有人把真理和革命当作一朵别在衣襟上的花朵,把为革命奋斗终身这类豪言壮语,当作虚幻的梦想。只有自己和少数的坚定的革命家,才把这一切作为策励自己奋进的鞭子或动力。

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肖力等人谈话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一点都不比民主革命舒服,而且会更艰苦,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革命的理想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时无刻所向往、无时无刻准备飞达的无上胜境,它是激发你永远展翅翱翔的火炬,是吸引你定向发展的强磁力,也是引导你走向胜利的灯塔。你们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对所有人的考验。我们当初革命的时候,人也很多,但是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淘汰下去,总会有人背叛,他们总要有人前进。革命容易,革命到底难呀,难呀,”

但是,眼前的现实,无情地打碎了相当一批人的顽固陈念和对一些人的偏见。

江青至今记得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大寨批判主《三上桃峰》时的一段发言:“大毒草《三上桃峰》的出笼,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突出反映。这充份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为刘少奇翻案、林彪翻案的人还是存在的。这些人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心最狠,手最毒,他们是无孔不入的。《三上桃峰》被揭露,这是大好事,又给我们增添了一个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的反面教材,又给我们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的知识。正如陈永贵提醒我们的,在阶级斗争中,‘人不能睡觉,枪不能入库’。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坚持‘五不怕’,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经常斗,反复斗,步步斗,只有把搞复辟、开倒车的人斗倒斗臭,才能开足马力走社会主义的路!”

可惜呀可惜,这些话如今都成了绝妙的讽刺了!

现在,连她自己都常常在问:毛泽东过去说过的话或所作出的预言,会不会过时呢?是不是不灵了呢?是不是老人家在晚年的时候办了一些糊涂事情呢?想了很久,她坚决地否定了那些悲观动摇的念头。

她的案头就放着列宁的几部全集选本,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说:“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这些话,难道用在这里就不合适了吗?江青转过身来,仰望着天上的北斗,神驰意往起来。她想一放歌喉,唱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但是歌词都忘记了。她不得不遗憾地摇了摇头……


 

 

 

 

 

第十七章
 

江青对吴法宪的证词不屑一顾。

 

 

 


江青、姚文元接见群众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不管是为她拍马屁的,还是想看她笑话的人,或者是针对着毛泽东做文章的人,都把偷偷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作为一项冒险而又带有刺激性的活动。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及其各个权威新贵所把持的部门,都打出了当时最时髦的旗号,或者口号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不少人为此而成了阶下囚。就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也是被扣上“整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名而被投入监狱的。说起来很可笑,戚本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本来,他对江青当时可谓忠心耿耿,他曾经多次当着江青的面说:“将来我要好好地写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作品。看了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的材料,才更觉得江青同志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的背后整我的黑材料。”江青雷霆大怒,一下子将戚本禹打入冷宫。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戚本禹参与了一些造反派组织搜集江青的材料,的确是他失宠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有人把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她和唐纳的关系当作一颗“炮弹”打来打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情。林彪死后,张春桥曾经把林彪小集团搜集的江青和唐纳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笑置之,道:“这算什么事?我早就看过了,也早就知道。小人们总喜欢对此津津乐道,一个共产党人把这事看作是很正常的。江青在上海是做地下工作的。她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打开上海的局面就不容易了。从报刊上稍微出现一些花边新闻,是对她的一些掩护。和一些进步人士谈谈恋爱,也很正常嘛。我和江青结婚之后,她的作风和生活是很严肃的。我看她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起码是一个合格的党员。那些在她的问题上搞低级趣味的人,其实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从来看不起那种人。”

“江青同志的历史是鲜红的,林彪对她进行诽谤,并没有说明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自称是最好的接班人的家伙,在背后竟对江青同志和主席怀有那么大的仇恨。还莫名其妙地搞到了我的头上,说我是叛徒。笑话,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成了叛徒?造谣嘛。”

毛泽东说:“政治斗争中,经常有这种用谣言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丑事。林彪就喜欢搞这些活动。重看了他的死党们给他整理的东西,十分可笑。我们党建党以来,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厚颜无耻的人。我看还是鲁迅说得好:用谣言来杀人,虽有效果但是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林彪这个人的结局,某种意义上讲,也证实了这句话。”

尽管如此,江青对她的这段历史是视为机密的,总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越把它包起来,捂得死死的,就越是要有人揭,而且各种传闻也越多。你干脆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江青包了整整十多年的事情,最后落了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无知所造成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指控江青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以掩盖她的丑史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江青被押上来时,她看见审判台上的审判长是曾汉周,审判员是刘丽英、甘英和黄凉尘。

还没有宣布调查开始,江青就对前几天将她推出法庭的情况进行了抗议。她挥着拳头说:“所谓的法庭,带头践踏你们自己定的法律,说明了你们的虚伪。你们比国民党还要坏,我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也没有见过你们这种法西斯野蛮的手段。”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江青的骂声才停止下来。

女审判员甘英劈头问道:“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是不是叫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要郑君里交出你三十年代的信件和照片?”

江青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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