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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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早被愤怒的火焰化成永恒的诗篇……”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她还需要再熟悉一下她认为是颠倒了是非的那篇《起诉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攻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
江青看着这些嘲弄般的文字，深感悲哀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在对方面前丝毫无能为力，而是切身感到，政治斗争中的历史事实果真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任由强权者强好或者打扮。她依在靠背椅子上，半晌没有吱声。毛泽东从来喜欢人们对他直言讲话，也赞赏那种不卑不亢的革命勇气。人，就应该有人的尊严。怎么现在在我倒霉的时候，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的罪名？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觉群在狱中就申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在狱中先后二十次书面声明，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但丁觉群、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许上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江青想了半天，对《起诉书》里罗列的这些情况毫无记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发动了那么大的规模，揭发了那么多的材料，就被这一纸空文一扫而光了吗？白纸黑字写下的材料，说推翻就能推翻吗？刘少奇的铁案，难道是所列的那两个人的口供定的吗？既然不是，他们俩推翻不推翻自己的口供与整个案子有多大的关系呢？刘少奇的案子，是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通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议的。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扣到了我江某人头上，好像我真有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头上的本事，你们这一批批号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设计师”的“英雄好汉”们在我面前，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吗？
不尊重历史，不敢面对现实，不正视大量的铁的证据，就要闹这种历史的笑话。
这是江青写下的她对这份《起诉书》的评价。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九点开庭的这天，江青一到法庭，就竭力要使自己沉着、镇静，摆出一副“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的架子。她坐到给自己指定的位置上，戴上了耳机。她看到台上的公诉人和法官们的面前都摆着一杯茶水，一双双眼睛都盯着她。她感到他们很可笑，因为她相信坐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聋子的耳朵，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她转身瞅了一遍旁听席上的人们，黑压压的人群里没有发现她所熟悉的人。
其实，有一个人的眼睛从她押上来的那一刻，就紧紧地盯上她了。那双眼睛里，闪着复仇的火焰，和她的眼睛几乎有着同工异曲之妙。这个人，就是王光美。本来，她应该是以受害人的资格出庭的。但是，她婉言谢绝了。她经历了那场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已经变得成熟得多了。她懂得，现在不用她出面就可以达到她的目的，自己出面反而显得小肚鸡肠，没有大将风度了。
“被告人江青，本庭现在就《起诉书》指控你直接控制专案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进行诬陷和迫害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用手抚平自己的衣服，鼻子哼了一声，算作问答。
“一九六七年五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以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直接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怔了一下，很轻松地说：“不错，我是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是我是受中央的委托而参加的。是毛主席，还不仅仅是毛主席，还有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而参加的。而且，我当时只是一个助手。不能说，专案组的一切工作都是我直接指挥，事实上也不是。”
公诉人江文立刻建议法庭出示证据。
审判台旁边的巨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材料的投影。江青将身子微微扭过去，认出那是一九六八年初的专案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上面有谢富治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段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工作人员念完这段话后，审判长问道：“被告人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将头一歪，微闭眼睛，说：“这是谢富治写的，当时我并没有那样做。”
江文和李天相又建议法庭出示了另一个证据，即：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青亲笔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这封信，对专案组没有把有关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原件送给她，只送给她一份摘抄件而提出批评。她写道：“党中央既然要我过问刘少奇一案，我当然要尽职尽责。专案组不把有关的原件让我看，是有夺权的现象。如果我不尽责或犯了大错误，撤我的职好了。否则，你们就要作自我批评，认真改正。”此外，当时同样负责专案的谢富治和汪东兴还专门写了一份检查。他们写道：“自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立以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您，对所主管的专案尤其抓得紧，看得深，指示具体。但是我们对这些指示领会得不深，理解得不透，执行中有很多的错误。特别是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正如林副主席所指示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念完这些，工作人员又把材料的复印件让她看了后，审判员沈建问道：“你看清楚了吗？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忘记了。”江青满不在乎地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对我写的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记忆了。不过，那封信是我写的。这是很正常的。专案组成立一年多了，一些原始材料不让我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对吗？”
公诉人江文再次建议法庭播放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给北京京剧团一个讲话的录音。
审判的大礼堂里响起了江青当年的声音：“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的材料，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地看过了。但是要对人民负责呀。我现在负责的第一个大专案，很艰苦啊。我的工作不像当年那样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刘少奇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
江青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冷笑了一下，把耳机戴紧了些。
“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听不大清楚。”江青对自己的声音，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
工作人员又把录音播放了一遍。“江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听出了是我的声音，这是我对艺术家们的讲话。插了这么一段。”江青说，“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专案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负责的。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除毛主席外，都参加了。周总理和现在的许多人都是专案组的成员，具体的工作由专案组的人员负责。”
“你为了制造伪证，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由你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有多少人？”
“不记得。”江青摇摇头，一副茫然的样子。
审判长宣读了被她批准关押的十一人的名单，其中有：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逮捕曹亮、梁漱德夫妇；六月八日逮捕刘少奇的厨师郝苗；六月二十九口逮捕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冯少白；七月二十一日关押审讯一九二九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觉群；七月二十七日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八月三十日逮捕重庆医学院讲师马国均；十月三日拘留审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世文……
“江青，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逮捕郝苗，是不是由你批准的？”
“记不清楚了。”江青大声回答。
屏幕上出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专案组送给江青和谢富治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了逮捕刘少奇厨师的理由，说他有“军统特务之嫌”，并有对抗中央审查刘少奇的言行。报告头上有“照办。江青六月八日”的字样。
江青看了这些后，点点头说：“字是我写的。批准逮捕他们，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他提出报告要逮捕审查一个人，我没有理由不同意。放在哪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会同意的。实际上，有许多的人，就是总理批准的，你们怎么不敢说半个不字呢？”
审判长传受害人郝苗出庭作证。被关押六年多的郝苗一见江青，气愤得咬牙切齿：“我要控诉江青乱抓无辜的罪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深夜，我正在宿舍睡觉，突然来了几个人把我叫起来，说是要对案子去。然后就把我推上了汽车。到了监狱，他们宣布说：‘你被捕了。’审我的人一直要我揭发刘少奇、王光美的罪行，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多次问我，解放前是否认识王光美？是否知道她是个特务？我说：‘刘少奇是这样大的干部，我是一个厨师，成天在厨房，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呢？关于王光美的事，解放前我是一个学徒，从来没有见过她，她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他们一连问了我几十次，我也回答了几十次。他们不满意，火气越来越大，要我承认刘少奇变修是我饭菜做得好，腐蚀了他，又说我中毒很深，所以保皇。就这样我一直被关了六年多，始终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逮捕我。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使我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至今不能正常工作……”
公诉人发言说：“江青一伙为了诬陷、迫害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滥抓无辜，连厨师郝苗也不放过。经调查证明，郝苗的案子完全是冤狱，所谓特务嫌疑，纯属诬陷。”
这时，又一个证人出场了，他是当年刘少奇专案组的原组长肖孟。
他的证词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后来也被江青等人抓起来了。
“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期间，担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康生从钓鱼台通知我去那里一趟。我一进楼就碰上康生的秘书，说康生在楼上有客人，要我在楼下等着。等了很久，康生才叫道：‘肖孟来了没有？’我急忙上楼去，楼上只有江青和康生两个人。江青从沙发上站起来，很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很难请啊！我们等了你很久了’我连忙解释，说不是迟到，是秘书没有让我上楼。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很快地搞出来。’江青和康生还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了具体的部署……”
坐在旁听席上的王光美，脸色刷白，她的手还在微微地颤抖。这些揭发，使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但是，她很能控制她自己的情绪，尽量不使自己发作起来。
肖孟还在继续地揭发：“当时，我和专案组的人员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很惊讶。因为当时很多的调查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报告是很难写的。但是我心里很为难，明知报告不好写，但是又不敢不写，专案组连夜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量用了‘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的用语，但是还是不行。第二天，这个报告送给江青以后，江青在报告上划了一个大勾叉，并作了批语：‘搞的不好，退专案组。’……”
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被这个情节所吸引，大家都关注着下文：
“专案组一看退回来的报告，就知道江青是生气了，可是又不敢去问。我们商量以后，由我拿着这篇打了叉的报告去见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说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并且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由我亲自写好了。’果然，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一共三顶帽子。这份报告上有江青亲笔签的字。可以肯定地说，诬陷王光美是特务，纯粹是江青和康生一手制造出来的。从这件事情起，我就被清除出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