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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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同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大字报，刘少奇立即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发出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
第二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来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了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多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复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异议的。”
为此，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份《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革命运动汇报要点》，提出：“运动以来，一小撮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们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我们遵照少奇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干扰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斗争，使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
那天，刘少奇问周恩来：“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搞怎么样？”
“我看可以，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的运动不会有大的错误。”
仅仅几天后，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口，毛泽东视察南方后回到北京。当天，他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说：“你们派工作组的办法是错误的，整个运动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工作组一不斗黑帮，二不批走资派，而是专整学生和左派，那还不是搞鬼吗？”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们的时候，再次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办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我看学校的斗批改主要靠学生们和他们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他对周恩来说：“你给中央文革小组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下去搞调查研究。看看工作组究竟搞了一些什么。”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觉得依靠派工作组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此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四次到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和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了解情况。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江青两次召开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她公开说：“我们认为工作组不是革命的，要革命的眼我们走，不革命的请走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听了两次辩论会的录音，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下把盖子揭开了呀，揭开比不揭开好，我就是喜欢公开的搞，不要偷偷摸摸的嘛。”
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工作？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办法还是可以的。大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方法不对，不能够一笔抹煞嘛。党的领导总是得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呀。”邓小平也说：“我看，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的撤换的办法。”
“恩来，你看呢？”毛泽东问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果断地说：“工作组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绊脚石，统统踢开之。所有的工作组，一律回到原单位去，一个也不要。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倒是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见势不妙，立即对在师大女附中的女儿布置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你们的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了。”在他的布置下，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私下指定了自己的人把持着革委会和其他的领导机构。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公开说：“工作组有成绩，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刘涛和贺鹏飞，你们一定要顶住，不能让牛鬼蛇神翻天。”
七月二十五日，按照江青的意思，《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的消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题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和“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向奋勇前进”的社论。这寓意深刻的舆论手法，使全国的青少年掀起了更加旺盛的造反热潮。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陈伯达急急忙忙赶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压制学生们搞革命的盖子，现在我们要搬掉这个绊脚石和障碍物。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同学们，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公布撤销工作组的通知。第二天，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
于是，举国大乱。红卫兵和学生组织像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天津、西安等地的学生们高举造反的旗帜来到北京，北京的学生和红卫兵也开始到外地煽风点火，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的高潮。这种状态，也波及到工厂和农村。
学生们到处揪黑帮，揪走资派，冲击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各机关。
陈毅对这种情况表示坚决反对。
他在一些会议上说：“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了错误或惨招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我不愿做和事老，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的作用，也可能是好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要讲，而且讲就必来，一讲就必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的大字报，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有时你还没讲完，大字报就送来了。有人劝我说：老总，你少讲点话就没事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我压不住。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要不讲那些话，学生们就要发生一场武斗，要出现流血事件。如果我是怕字当头，我就不讲了。我就是不怕，敢讲，我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对他说：“你要注意讲话的态度。”
“八月二十九日我的讲话是对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那次讲话完全是为了避免一场流血，我看有时候脾气还非发不可，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我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是那样用的，有时两个部队要打起来，我说你们要打就先把我这个司令员打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还是通过实践来体会。”周恩来缓慢地说：“过去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干部见学生，不知怎么行。我们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可能会不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之。”
“学生们搞大串联，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串联不适用于工厂、机关、农村，我们不能去串联。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如果我们也去串联，包括部长在内，背起背包去长征，去延安去井冈山，那怎么行？光有革命的热情不行，还必须要有冷静的头脑。”
周恩来不再说话了，他从心里是同意陈毅的意见的。
“总理，这场运动的目的究竟是要干什么呀？我总觉得现在的实际和毛主席讲的不那么一致。”周恩来默默地从文件包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陈毅。
那是柯庆施的夫人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批示后转到了周恩来手里。
信中说：“……我认为刘少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可以揭发：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少奇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就一直从宗派的立场出发，依靠彭真，打击柯庆施。他对柯庆施和各地报上来的材料连看都不看，说：‘这些报告连擦屁股纸都不如。’他把叛徒彭真和林枫塞进北方局后，成了他的打手。当时，很多的同志都对他不满，柯庆施和李青玉等数十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撤他的职，但在张闻天的包庇下给压了下来。后来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对柯庆施恨得要死，几次欲置于死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让人给他贴大字报，胡说柯庆施是特务，当时彭真是党校的副校长，他们硬把他关了两年多。最后是毛主席给他平了反……
陈毅看了这封信，迟疑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动刘少奇？”
“从他犯错误的性质看，毛主席还是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来看的。”周恩来迟疑地说，“不过，我们是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那就是他……”
“你看这场运动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啊？”
周恩来心事重重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在看毛主席的啊！”
陈毅看了出来，周恩来的话，的确是他的心里话。
但是，彷徨中的周恩来有一条是非常清醒的，那就是他说的一句话：“政治是一门斗争的艺术，它会给你带来痛苦，也会给你以无穷的乐趣；它时时布满了陷阱和黑暗，但也处处给你以光明；它使智者通往天堂，它使蠢猪走向地狱；所以，研究这门学问便成了政治家的主课。不过，研究和实行其中的奥秘，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和本钱的，这也需要我们反复推敲和理解。”
江青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处心积虑地剪除了一批又一批异己，造了一遍又一遍的舆论，最后的政权还是落到了比刘少奇还坏的这些人手里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四章
江青提出请律师，最后她又都拒绝了。她想给特别法庭一个意想不到。于是，法庭内外的人都传遍了：江青根本不认罪！
1950年，江青陪同毛泽东、朱德等会见柳亚子
华国锋听说江青要请律师，嘴里嘀咕着什么，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耳旁又响起江青的叫骂声。
当年，她不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刺耳的斥责经常回响在他的身边。如果让她在法庭上讲话，天知道她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能讲出些什么。他找了点药用棉花塞住耳朵，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才入睡。
不错，江青对他来说，始终是块心病。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当特别检察厅给江青等人发了起诉书后，特别法庭正式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华国锋就担心她会请律师在审判她的时候大闹一场，甚至会来个倒审判。早在十月二十二日。江青就正式提出：“我要请律师替我讲话，我是无罪的，我要向人民公布真相。”
果然，江青一接起诉书，就提出了她要请的律师名单。“我要让史良来给我辩护，她是国家最有名的律师，我信任她！”她这样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哦。不行啊，那我就坚持吧。我考虑的律师除了史良，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我过去陪同主席接见外宾时认识的。他很好。我考虑的第三个人是周建人，他的年纪也大了。你们都不同意？那就让我的亲属替我辩护吧。”
消息传到中南海，一片议论声：给她当辩护律师，谁敢替她讲话？顶着这个头盔，莫非想遗臭万年？“史良也不敢冒这个险。”华国锋说。
但是，江青还是提出要请律师。她说：“按法律，我完全可以请我的亲属嘛。他们敢于替我说话，也应该替我说话。你们否决我的意见，那就请你们为我指定律师吧。”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彭真提出：“我们可以给江青指定律师，让律师给她辩护。我就不相信她能把罪辩成功。”
于是，特别法庭的看法统一了。
尽管没人愿意如此，辩护组的律师们还是准备接受江青的请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两律师前往秦城，会见江青。一路上他们想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