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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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罢周恩来写的信和提供的材料，当即批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和江青看罢，马上作了圈阅。但是，关锋等人看后，却私下议论：“总理的辩解站不住脚，难道这不会是他临危而采取的一种留后路的策略？根据总理在每一个紧要关头的表现，这是很可能的。”

江青得知后，瞪了他一眼：“此事今后再不要讲了，谁讲谁负责！”

当然，关锋和戚本禹们不知道，此时江已经看到了更能证明周恩来没有丝毫污点的材料。那就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刊登了“伍豪启事”，驳斥了那种造谣和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作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同时，康生也向江青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善后事：

“总理脱党的事，肯定是谣言。当时，我们为了向广大人民公开揭穿敌人的诬蔑，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此事的。我们党便通过一定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别名，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康生说到这里，又把找到的那份材料给江青念了一遍，“兹据周少山来所声称：渠撰投文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之名除撰诉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其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康生还告诉江青，他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有关材料上，就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江青说：“那，我要替总理说话了，总理还是我们的人。”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她就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你们不能怀疑他，炮打他。”

针对着关锋、戚本禹和王力等人，她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说：“那个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允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文化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工作中可能有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但像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允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江青亲自向林彪作了通报，在她的具体安排下，林彪当即作了批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同时，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也作了相应的指示：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指示：最近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的内容是极其恶毒的。‘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军委办事组首先指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来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大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把反周恩来的那股潮流镇压下去了。

这就是江青口口声声所说的她保周恩来的全部经过。

这件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无疑给周恩来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阴影。从此，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


　

　

　

　

　

第三章
　

江青回忆起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斗争，不禁骂出声来：“他们比刘少奇要坏得多！”

　


1966年8月18日，江青（前排右一）在天安门城楼

连续几天的审讯。江青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是正义的，我无罪！”江青反复向检察官强调。

“江青，你现在讲这种话纯属多余。在法律上，你的地位是犯人。从政治上讲，你是失败者。你没有任何理由在我们面前再讲你那些功劳了。”

江青鼻子哼了一声：“请别以一时的成功和失败来论得失。我不要暂时的利益，作为毛泽东主席的妻子和战友，我把继承毛泽东的事业作为我的己任。”

“你？”检察官失声而笑道，“你不配，你能和毛主席相比吗？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政策方面。同样是一位得心应手的专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斗争历程来看，他在对待他的敌手上完全采取的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手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定，这是非常管用的应敌措施。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这句至理名言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政治透视镜。而你呢？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请问你继承了多少？”

江青此刻哑口无言了。是的，政治家为了追求权力的扩大和达到自己的一定的目的，不仅要攻倒对手而且要更善于保护自己。连自己都不会保护的人，也就谈不上保护别人了。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的一举一动决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批人和一个集团甚至于一个政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在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是司空见惯的。如果不从这一方面来看问题，那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江青的教训正在这里。

“他们比刘少奇和林彪还要坏！”江青不停地这样骂道。

她想起了有人告发的一件事：

陈毅曾经问周恩来：“我们当初干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革命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后，干嘛还要这么折腾？”

周恩来说：“这也是革命，革命从来就没有舒服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一样的。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代价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陈毅问：“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别说是别人，连我都糊涂着呢。我在外交部的大会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谁搞好了，谁就可以升官，谁要搞不好，就要罢谁的官，可怎么个搞法啊？说老实话，连我都弄不清了呢。”

陈毅那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是个快人快语的硬汉子。

江青反复审查过他的历史：

他于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地主家庭，他十五岁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十八岁赴法国勤工俭学，认识了周恩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了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运动被当局押解同国，第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的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法大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安份的青年，喜欢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反抗当局的洪流之中，得到了陈独秀和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袖们的重视，被派到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泸州顺订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到武汉军事政治院校任中共党的书记。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八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的队伍，担任了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人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区，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同年四月，他和朱德率部到了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区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说老实话，那时他对毛泽东并不服气，公开说：“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农民而已。他那两下子只配抄抄写写。”他和朱德等人几次反对毛泽东，把他赶出了军队，还和一些人主张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对此，江青从来就对他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但是，陈毅对他的错误从来不隐讳，他多次讲：“我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讲这个话我也是很沉痛的。当我犯‘左’的错误时，打击了许多好同志。当我犯右的错误时，就给革命带来了损失。我现在两边的话都要听，有人说我和稀泥。这句话说到了本质。列宁说：‘革命的妥协需要，改良的妥协反对。’我就是和稀泥，我就敢于和稀泥，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不和稀泥怎么办？”

遗憾的是，陈毅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当作他当初参加的那场运动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从中央各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领导运动时，陈毅积极支持，从部里派了工作组去外交学院等单位搞运动。他当时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越南的报纸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坦桑尼亚报纸都有介绍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是活的列宁’，副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世界人民赞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伊拉克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们带出国外的毛主席像章，不要散发就被外国朋友们抢光了。美帝苏修很害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我们没有拿枪，他们就怕这个。我们这里也有害怕文化大革命的，我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就敢字当头，我就不怕，跟毛主席远了，我就害怕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拥护，这是新形势，新特点。”

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除了江青和极少数的人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就违刘少奇本人也是蒙在鼓里的。他们都把这场大革命作为整他们对手的一种手段，都不遗余力地登台表演。

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异口同声唱赞歌，现在却把一切错误归于我，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她对当时的历史记得一清二楚：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