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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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还诬蔑毛主席是‘一人说了算’、‘不民主’、‘胜利冲昏头脑’、‘骄傲了’，所以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甚至，他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中央没有几个明白人’，要改组党中央。他们前呼后拥，一起上阵，向党进攻。”
“江青，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得简短一些。”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不了解前面的这些，就不可能理解后面的事情。”江青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按着她想的那套路子往下讲，“毛主席洞察一切，他已经看透了彭德怀的用心是要打倒中央的大多数的领导人，最终的目的是他自己上台。所以，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在会上讲话后，七月二十六日又作了书面批一下。‘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进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毛主席的批示已经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但是他们毫不醒悟。一场大规模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不得不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我再说一遍，你讲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从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在庐山举行。毛主席在开幕的这天讲道：‘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自由。我看这个自由还是少给他们吧。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八月十日，毛主席在另一个书面讲话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干部也有。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证明之一。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别人，是彭德怀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撤销了他在军队中的重要职务。”
“这个情况，我们很清楚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审讯人说，“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这次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彭德怀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毛主席的。解放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决议宣布撤销彭、黄、张、周所担任的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瞟了江青一眼，接着说：“我们是要你说你们所干的事情，不是让你讲党史。你看我们了解的也不比你少吧？”
这次，江青出乎预料地保持了冷静，她微微笑道：“这个大背景我讲清楚了，就可以讲关于《海瑞罢官》的事了。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起，吴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质。就在这个时候，彭真在怀柔的一次讲话中，就散布‘北京这几年农业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搞得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正规，现在十几年也没有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行？’这年四月，刘少奇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视察，攻击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搞调查研究已经不够用，不适用了。刮五风，中央不知道，中央只知道多征粮，搞得下面没有饭吃，家破人亡。’他们都竭力夸大灾情，企图嫁祸、毛主席。到一九六二年普遍地出现了翻案的风潮。”
江青列举了如下的事实：
一九六二年二月，广西、一拐建、安徽等省刮起了“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安徽大搞“责任田”，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说：“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于是，河南开始搞“借地”，山东搞“包产到户”，谭启龙说：“包产到户有利于党，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包产到户，一包十年、二十年不变。”河北也搞“十项小自由”。
这年六月，彭德怀在刘少奇的鼓励下，向党中央递交了八万言的翻案书。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他对翻案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这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次全会的公报，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对国内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倾向。”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主席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上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是和我讨论后，毛主席亲自写在一张纸上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形啊！”
江青讲完这些，带有挑衅地问道：“我讲了这些，你们有什么感想啊？难道不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预见而感到震惊吗？”
“你可以继续讲，我们对你讲的这些都感兴趣。”
“是吗？”江青沉下脸来说：“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他亲自指挥王光美，从原则到具体部署，都作了详细规定。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她大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对准了社员群众；她扶植坏人上台，对抗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她所炮制的桃园经验，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这个所谓的‘桃园经验’，在天津和北京宣传一通后，由刘少奇动用中央的名义，批发全党全国执行。”
在场的人，此时都静悄悄地听她讲述。他们按照王鹤寿交待的话，静看江青如何表演。
“毛主席看了王光美的经验报告，很气愤地说：‘她懂得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让她在全党全国胡说八道，不如让你去创造和总结一套关于文化革命的经验，这也许比他们那套欺人之谈更为实际。’于是我开始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
江青的回忆是苦涩的，也是她所谓的荣幸的：
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后，对江青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怀要翻案，刘少奇、邓小平就支持他们。这个吴晗呀，完全是书生气观点，根本不知道彭德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嘛。”
“可以组织批判，把他们的邪风压下去。”
毛泽东说：“现在不到时候，等时机和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再说。”
江青开始秘密地组织人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了。
她找以批判《红楼梦研究》而著名的理论家李希凡时，把这个计划向他透露出来。李希凡深知这件事情的后果难测，思索再三，婉言谢绝了。
江青一怔，这才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得不好，真会引起一场大的是非之争。当时，中央在讨论彭德怀的翻案的意见书后，都主张给他一定的工作，看看他今后的表现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遮掩。搞政治的人都会耍这种手段，他们的目的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公布出来的。在实现他们的意图之前，说什么话都行，一旦目的达到，他们的真面目才会逐步地暴露出来。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一种不祥之兆早已袭上毛泽东的心头。他很清楚，他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多年来已经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明天分手，全党的最高层也不会有什么波动，这个地球上离了谁，也会转动的。与其把党的最高权力交给这些人，自己下台，还不如大闹天宫，把他们赶下台，自己稳稳当当地掌上几年大权，将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轰轰烈烈地继续进行到底。
毛泽东很清楚，要搞别人时，就要作好别人搞你的准备。谁也不会俯首帖耳地任你宰割，除非你有极大的权力永远能镇服住大局。他自信，他就有这种能力和本事。
一九六四年夏天，江青以搞京剧改革的名义来到上海，她把毛泽东和她的谈话精神告诉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听罢，几乎没有犹豫就说：“北京不敢搞，你来上海搞。张春桥同志是我们这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完全可以全力配合你搞。彭德怀这个人可是不好惹的，他现在名声虽然不太好，但是党内总还有那么几个人愿意跟着他跑，他能迷惑一批人。我们党内也会有人利用他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点连我们的春桥同志都看透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情况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她对此人的评价是：看问题透彻、尖锐，待人忠厚、热情。江青对他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很信任他。她在上海和他搞京剧《智取威虎山》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她和毛泽东提起他时，毛泽东说：“让他多参与政治，多关心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理论家如果不和经济管理、政治斗争相结合，只会变成空头的政治家，于事无补，这点要告诉他。如果是人才，他一听就会懂的。”
张春桥曾用激动的语言讲述过他和江青最初的合作：
“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京剧革命也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就拿你们现在都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吧，上海京剧院五八年就搞出来了。但是他们有六年的时间，这个戏就几乎被打倒了，就再也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搞得站不住，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他们的帝王将相一下子就复活了，《智取威虎山》又退出了舞台。我是一九六四年接触这个戏的。那时江青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呀，是很艰苦的，不容易呢。’我当时对这话还不理解。我说：‘我不懂戏，二黄、西皮、我也不懂。要我去搞政治，大概还可以。戏曲剧团的演员我也不认识，恐怕搞不好。但是我可以试试干！’一干就是几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个戏算是基本上站住脚了。这两年半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细致。每一个唱段都很艰苦。现在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杨子荣第八场的一个唱，就是座山离试探他，他准备送情报的那一段唱，就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把初稿到定稿叠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大摞。好多的作曲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搞了一遍又一遍。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满足，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改。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搞来搞去，不过是搞了八个样板戏。但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小看它，就这八个就占领了舞台，夺取了阵地。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八个戏和他们的旧戏比一比，看看哪个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张春桥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的，他没有说明就是他在搞这个戏的掩护下，他们一直在策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毛主席讲了，写这篇文章要准备担风险，要有被那伙反革命分子陷害和攻击的思想准备。文章一发表，就会掀起狂风恶浪。围攻是避免不了的。”
张春桥说：“这次先把姚文元抛出去，练练兵，也给他树树威信。我们要有自己的笔杆子。”
江青说：“你的话像搞政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