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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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直指章伯钧和罗隆基利用报纸进行反党的事实，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他们完全置于人民的声讨之中。这样，原估计六月二十六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出现大规模的反共事件，结果会议出现了大规模的揭发批判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费孝通等所谓右派的高潮。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以为资产阶级右派有多么大的力量，原来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七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这是一小撮人。”紧接着，毛泽东又到青岛作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说：“反右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才能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反右胜利后，毛泽东在一组专门表扬江青，说：“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基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有大仗呢。”
江青和别人谈话时，微笑着说：“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一个战士的作用，一个警卫的作用。这个警卫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这样的警卫了。我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作用，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起过，也不值得讲。现在和你们谈一谈，就是告诉你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有人说我只会搞文艺，其实，他们不了解我的历史呀。知道了这些，大家就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政治家。”
讲起被捕之后，她不上一次地对审讯她的人说：“你们让我说什么？讲自己的历史吗？那全部都是闪耀着毛主席思想光芒的足迹，我感到无限的光荣。我这个人可以无愧地说，自从我追随毛泽东主席之后，我没有做一件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的事情，你们这样对待我，其实才是最大的犯罪，你们敢公开地审判我吗？你们敢让我面对人民讲话吗？你们只要是英雄好汉，就敢，否则，就不敢，我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第二十七章
文革前夕，江青以搞京剧革命为名，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她说：“不错，批判《海瑞罢官》就是我搞起来的！”
江青和周恩来接见非洲友人
极大的寂静有时比最大的喧哗还能扰乱人心。监房里的静谧，曾经使江青感到满足。刚刚把她关起来的时候，她还带有嘲弄的语气说：“这么多年艰苦的工作，我也感到确实累了，能给我找这么一个地方休息休息也不错嘛，谢谢华主席了。”
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来问她什么，她反而感到有点空虚了。她问监管人员：“他们怎么不来了？我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和他们说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中央最高层的斗争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审理我的案子可是很不利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坐下来好好听我把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只要让我讲话，我相信同志们会理解我。”
“人家来问你，你又和人家吵。人家不来了，你又希望人家来。你这个人，真是不好理解。”监管人员这样说。
江青摇摇头说：“我希望他们来，但是我要他们听我实事求是地说。而不是按他们的要求让我说他们愿意听的那些话。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
“我说江青哪，你考虑问题还是现实点吧。到了这里可不同于在你以前住的地方，而且你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应该考虑你晚年怎么办，就想在这里住下去吗？”
“这点，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江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党的原则，我甘愿把这牢底坐穿。想让我投降，让他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坚信，总有一天，这笔账是要和他们彻底清算的。”
“得，得，得，你江青的骨头硬，牢房还没有坐够，我是已经晓得了。不过，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告诉你，哪个吃了豹子胆，敢于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顶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说完，监管人员左右环视了一下监房里的设施，背着双手，大模大样地走出监房。
没有人再和她说什么了。江青在寂寞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响动都会把她的烦乱情绪所点燃：“怎么搞的？就是对待国民党的战犯，我们也没有用这么残酷的手段，为什么对我一个有病的人采取这种法西斯野蛮措施呢？我要参加劳动！我要和人民在一起！”
有几次，江青唱起了《国际歌》，她竭力要在他们面前树立一种高大的英雄形象。
更多的时候，是她孤独一人。
江青想起了张春桥的一句话，她知道现在他也在监狱里和自己一样，正在思索问题。
“江青同志，有句话我考虑很久了。”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底的时候就对她说，“不知对不对？本来我不想讲这句话的，我相信主席会考虑到这些事情的。但是，今天我不得不说了。主席总有百年的时候，身后的事情一方面是他替党考虑，另一方面是我们来考虑。文化大革命看来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被打倒的或被整过的那些人，是不敢对毛主席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可以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迁移到我们的头上。那些庞然大物，什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丕显，等等。毛主席健在，他们是纸老虎。毛主席百年后，他们有可能成为真老虎。我们在战术上不重视他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可弥补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人家在这个地方经营多少年了。他们有他们的接班人，他们的两面派手法会迷惑相当多的同志，包括主席。比如邓小平这个人，他就迷惑了主席。他还会迷惑更多的人。我担心我们不早些采取措施，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卷土重来的。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采取什么措施？”江青问道。
“一是权力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二是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必须实行专政，不能像邓小平那样，再给他们复辟的机会。”张春桥说，“细细地分析，有些机会是我们给敌人的。这不能怪人家，得怪我们。我们心慈手软就会给人家留下空子。”
“什么？”江青的脸色倏地一变，“你说，是我们手中的权力还小？还是我们再获得更大的权力才能保证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她的神情不知是恼意，还是糊涂。有的时候，她的表情是多变的。
张春桥吃惊了，感到浑身的冰凉：这话还不是明白无误的事情吗？不是我张春桥要权，是为这个阶级要权，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将来要权。好像我个人有什么……他所有的委屈一下子涌了上来，但是他隐忍着。
这时，江青仿佛理解张春桥的话意了，但是一切都悔之晚矣。
铁窗外的脚步声响起又消失，牢笼里依旧是一片死寂。空气像凝固了一般。突然，外面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又是监视！江青从心里骂道：“简直像狗一样，日夜守在老娘的身边！”
不大一会儿，铁门打开了，监管人员说：“走吧！”
“这回又要有什么鬼名堂？”江青冷笑着问道。
“我们和你差不多。除了比你自由外，其余和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江青走进专门审讯犯人的那间办公室后，看见里面坐着三、四个人，都是同一种面孔。有的人是第一次见到，看来是又换人了。她不等他们说话，就一屁股坐在了通常是她坐的那把椅子上。
“江青，这一段时间里，你对你的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我？”江青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只觉得自己的脑壳里嗡嗡作响。“我的考虑很简单，你们的这一切做法都是非法的，你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勒马回头，还能取得人民的谅解，否则，你们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你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说这种话？你简直狂妄到了极点！我们愿意告诉你，你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要记录在案的，对你将来的处理，都要起一定的作用。”
“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江青丝毫都没有惧色，“你们拿出了对付刑事犯罪分子的一套来对付我，可以说是瞎了眼睛。江某人是不吃这一套的。你们趁早收起来吧，不然江某人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话。”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负责这次审讯的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为首的放缓语气，说：“你的这种要求，我们回去后可以转告。你也知道，我们没有权力回答你提出的这种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把你的问题的责任搞清楚，以便将来对你处理时不至于偏重。这点，你应该清楚。”
“我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了。我们想弄清楚你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担负了什么样的责任？他们说了些什么？你说了些什么？”
江青坐在屋子里沉思了一会，端起给她准备的那杯水，慢慢地呷了一口，脸色发青地喘着气，一双骇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讯她的人们。从他们的脸色上，她看不出一点点同情和怜悯，这样的回答还有什么意义呢？她觉得周围是冰一般的大山，一瓢瓢冷水往她身上泼，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她感到自己的全身愈来愈沉、愈来愈沉。冰冷冰冷的水从头顶落在滚烫的面颊上，使她感到麻木，脸庞上的肌肉不住地在抽搐、抖动。
“你想好了吗？”他们又追问了一句。
“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奉毛主席之命部署、安排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我为能执行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不胜荣幸之至！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职责。这个问题的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和春桥、文元无关！”
讲到激动处，江青竟站起来，比比划划地说：“我就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头儿。”
“江青，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们今天只是要全面地了解你的情况，谈不上处理和追究什么责任。是对是错，是你的问题，还是毛主席或周总理的安排，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后再下结论。你只要提供情况就行了。”
江青说：“那好，我愿意跟你们说一说这个问题的前前后后。不过，我们得定个君子协定，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不能插话。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别人打断我的话。如果你们遵守这个君子协定，我就讲。否则，我们就不要进行这种不愉快的谈话。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了，你讲吧。我们在听你讲哪。”
江青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条斯理地讲开了：
“我得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讲起，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我为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当然就得了解这出新编历史剧究竟是怎么一出戏呀。”江青指着对面的一个审讯人员说，“请你不要说话，我刚刚开始讲话，你最好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讲到哪里了？对，就从庐山讲起吧。”
江青低着头，想了想，接着说：“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的三面红旗。一九五九年六月，他访问东欧几国，和赫鲁晓夫暗中勾结上。回来后，就准备要和毛主席算账，要反党。这是和苏修预谋好的，得到苏修的支持的。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就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不断地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总结和纠正。但是，彭德怀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人，恶毒地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一个意见书，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他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诬蔑成‘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还诬蔑毛主席是‘一人说了算’、‘不民主’、‘胜利冲昏头脑’、‘骄傲了’，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