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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

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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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临时采取措施,增补黄克诚、胡乔木等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即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设立秘书长并由胡耀邦担任,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于是,一场举国举世瞩目的拨乱反正的活动,有声有色地拉开了帷幕。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并同意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所谓的‘一月风暴’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下,伙同王洪文在打倒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后,直接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必须全面地予以否定。同时为陈丕显、曹荻秋和与此有关的一切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二月六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三个报刊彻底平反。决定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一伙借批判‘三家村’之名,行打倒北京市委之实,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经中央批准,现决定为‘三家村’事件彻底平反,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为彭真平反,中央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所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都属诬蔑不实之词,现在于以推倒,恢复彭真同志的名誉和有关的职务。”

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一大错案进行公开的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的十七年来,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的人一律彻底平反。”与此同时,《解放军报》也报道了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的消息。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薄一波等为中央委员。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邓小平似乎是在和什么人抢时间,政治变革的进程大大加快。他在斗争策略上得心应手,所有的反对派几乎是不堪一击地步步后退。华国锋这个所谓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政治观察家说他“几乎是天天在自打嘴巴”,他的无能和愚昧在邓小平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面前更显得滑稽可笑,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谁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是用小时来计算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并经实践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十一人为书记。这次全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决定……

江青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到这些的。尽管有些是在她的预料之中,但她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

监管人员从窥望洞里看到江青长时间的盯着报纸发怔,发呆,不住地擦着额头的汗珠。但是,这个女人不愧是在毛泽东身边呆了几十年的政治家,尽管她内心紧张、恐惧、焦躁不安,可是一旦有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马上恢复了镇静,双手一背,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好像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她是一副看破“政治红尘”的模样。

说老实话,江青一时也作不出如何是好的准确判断。她的思绪每到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都要陷入一种复杂的矛盾和苦恼之中。这种苦恼和过去的事情都有所不同。华国锋刚上台时,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断地伪造着毛泽东的所谓指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所以那是一种辨不清是与非的苦恼,苦得叫人受不住,完全是黄连般的苦。现在好了,谁是真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谁是真正的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完全一清二楚了。所以,这一次的苦里还掺了点糖,还有一丝的甜味儿。这种微妙的心理,江青还有她自己的解释。

“江青,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这是你要问,还是当局交给你的任务?要是你要问,我可以随便谈一谈。要是当局要你来试探我,对不起,我无可奉告。”江青永远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式。

“我们是随便聊,没有任何人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也不会向任何人作什么汇报。”

江青微微笑道:“其实,我并不是害怕你们汇报。怕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也是毛泽东的老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能改变了吗?你看看,这么多的人物平反,都归咎于什么林彪、‘四人帮’,有头脑的人谁都会知道,这就叫掩耳盗铃。他们也知道,许多的事情是毛主席定的,偏偏要扣到江某人的头上,没有比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手段,更为毒辣的事情了。”

江青从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列宁的《怎么办?》来,很庄重地用右手扶了扶她的眼镜,打开其中的一页,指着说:“列宁这样教导我们,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学习马列的著作。你看看列宁讲的这段话多么好:‘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有许多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参加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实际运动胜于纲领一打’,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人家送丧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出自他论述哥达纲领的那封信,就在那封信里,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买卖,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江某就是因为有坚定的原则立场,所以受到了如此的迫害。华国锋这个人就没有理论修养,他更没有什么原则立场了。他和汪东兴一样,为了自己的权欲,可以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当破烂卖掉,结果还是会毁了他们自己的。你看吧,华国锋迟早也是汪东兴的下场。你信不信?”

“我们这些人只懂得执行上面的命令,不会也不敢去胡思乱想。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中央让我们马上把华国锋抓起来,我们照样地执行命令。”

江青吃惊地看着他。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培养的那些革命干部吗?原来的汇报和实际的情况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她的目光里,怨和恨交织着,溶化在泪水之中。什么马列主义的理论觉悟,一切的一切,都是空的。别看人们在革命的高潮中,一个个都说得天花乱坠,到了关键时刻,都要变成懦夫。唉,这年头,真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不多了,所以邓小平一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竟然是全国上下都响应。毛泽东思想的信徒们,这时都跑到哪里去了?望着监管人员的背影,她的心头涌上一股苦味。为什么?为什么?人们怎么这么蠢呀!

她和衣躺在床上,可是一点睡意都没有。风从铁窗外吹进来。有些凉,却很清爽。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窗外的一切。透过铁窗看上去,整个世界又像是罩在一张网里。她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原本就生活在一张网里,这是什么网呢?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得好好想一想。

“同志们,邓小平和陶铸都可以批判。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同他们斗,马列主义就不能发展。毛主席的许多文章是在斗争中写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出马克思主义,出毛泽东思想。大家都要批判刘、邓、陶,不断提高斗争水平。”这是陈伯达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接见首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不知道他现在还是这种观点吗?

“搞革命,搞什么?就现在来说,主要是批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全国说,他们是最大的坏人。”李富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接见首都工代会全体委员时这样说。他要有知,这些人统统都已平反了,都成了好人了,他又有何感呢?

“现在造反派有个想法,认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都是死老虎了,没什么批的必要了,好像他们都已臭不可闻了。不,其实他们并没有死十是在装死。彭德怀至今还在反扑。邓小平口口声声承认他是反革命,其心里是怎么想得呢?我们不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就不能巩固我们的政权。”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接见首都造反派时的话,又出现在她的耳边。

还有那个戚本禹,可笑极了。他在同一天等张春桥讲完后,以老资格的口吻说:“你们搞几大派,什么谭厚兰、聂元梓、王大宾、蒯大富,走资派他们都要杀你们。什么学部傅崇兰、王恩宇派,他们都杀你们,不管你们什么派。刘邓陶他们念念不忘复辟,复辟了就是百倍的仇恨。所以,你们一定誓死把大批判搞彻底,一定要把刘、邓、陶、彭、罗、陆、杨批倒、批臭。”现在,不知道他们放了他没有?

江青此时此刻,想起了许许多多在当年纷纷起来批判这些人的人,他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政治,就是残酷的斗争。这里面既有胜利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苦。如果把政治作为终生的职业,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经历了痛苦后,会更真切地体会到欢乐的。江青这样安慰自己。

她在这时,想起了毛泽东和她讲过的生与死的那些话……

一九四五年夏季,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继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于五月八日宣布向美、英、苏、法等反法西斯力量无条件投降后,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内阁会议认为,“不管公告的内容如何,都将不予理睬,始终根据既定的根本方针,坚决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奋进。”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一枚原子弹,蘑菇云震撼了整个世界。就在这两天的中间,苏联对日宣战。毛泽东于八月九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毛泽东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中、苏、美、英四国政府。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开完中央会议后,和江青又谈了整整一夜。

“中国人民整整八年抗战,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看来,对反动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军事。这话始终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这个人,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了一辈子,看来还得继续打下去,打赢了我们统治中国,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打输了我就是战犯,弄不好还得被蒋介石审判。你有这个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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