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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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从毛泽东卧室里走出来的是江青。她脸上放光，毫无倦意。双方握手说了表示问候话之后，江青便说：“主席正在给济南军区的一个报告上作批示，马上就出来。本来，主席和我是怎么也不愿意打搅你的，但我想，当整个形势处于最关键时刻时，中断一下你的休息也是可以吧。”
林彪点了一下头：“当然。主席和您不是也中断了休息吗？”
“他从昨晚到现在还一直没休息。”江青说，“前半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开会，后半夜看报告和材料，始终没合眼。”
“一定要让主席注意休息啊……”林彪关切地说。其实，说这话完全多余。毛泽东这两年多来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工作情况来决定他的作息时间的。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就连自己也很难掌握他的规律和活动线索。
但他知道，毛泽东在前几天和一些人谈话时，对夺权后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黑龙江省的革命造反派率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以潘复生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三天后，山东省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由王效禹当了主任；张春桥、姚文元闻风而动，摘下了他们成立的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招牌，把他们最早成立的夺权机构也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仍由他俩任正、副主任；到了二月十三日，贵州省的革命造反派由李再含挂帅，也夺了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之为“西南的春雷”。
当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山西这块土地上时，发现这些夺了权的各路诸侯们，正吵吵嚷嚷，为争座次、争名额、争先后而闹得不可开交。江青火了：“我为某些不识大体的造反派的头头们而感到羞愧，放着最主要的敌人不打，而热衷于内部起讧，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支左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份，经受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保定地区作为北京的南大门，我看交给三十八军镇守就可以了。把驻守在河北的六十九军撤到山西去，让他们担负支左和部分厂矿的军管任务，以确保我国煤炭基地的正常运转。”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下了决心。
当着林彪的面，江青说：“六十九军到山西后，对山西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会很大。你要跟这个军的负责人打好招呼，让他们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林总啊，我们主席已对这方面的所有问题考虑了好几天了。尽管中央以极其热情的态度支持了格平同志，但还有人想拆他的台。为此，我很担忧啊，”
“是的，”林彪说道，“昨天一整天，我让军委的一些同志对全国支左的军以上干部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没有审议最终的计划；现在我们也许不得不这么办了。我将在两天之内把各军军级干部的名单和基本情况都给你，请你当全军的总顾问。你看怎么样？”
江青笑着连连摆手：“我可担当不起，担当不起。不过，我将尽力而为。但我们只是在解决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大事，主要是用干部，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不论多难的问题，都会处理好的。关于这一点，你信我的话好了。”
“那是，主席早就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正说到这里，毛泽东出来了。
林彪慌忙从沙发里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和他谈论起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的情况。这时，江青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和林彪正通宵达旦地研究一些军队的调动问题，要求他很快地赶到中南海。她从厨房里要了一壶新煮的咖啡，给他们俩每人倒了一杯。这些琐碎事情安排好之后，她打电话到康生家中，就在非保密线路上询问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近况，她要求他马上与刘格平取得联系，告知他六十九军将开赴山西，负责山西境内的支左工作。
毛泽东问林彪：“六十九军是谁在那里当家啊？”
“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林彪说。
“你给我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林彪张口结舌地支吾了一阵，最后才想起随身所带的材料放在轿车里了，马上叫人去取。当秘书把他的公文包拿进来后，他才有了依据。
“谢振华今年五十一岁，是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梅甲村人。他一九二九年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那时才十三岁；一九三〇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六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掰着手指算了算：“哦，不简单嘛，也算红小鬼出身喽。”
林彪拿着材料继续往下念：“参加革命后，谢振华历任红三军团指导员、营政委、五师十四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抗战时期他于一九三七年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一九四〇年任新四军一二师组织部长兼敌工部长；一九四一年任团长兼政委；一九四五年任苏北淮海军分区政委兼华中军区新十旅政委。解放战争一开始任华野十二纵队副政委兼三十五旅政委；一九四八年任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司令员，参加淮海战役；一九四九年初任第三十军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政委，军事学院基本系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军长，回国后任六十九军军长。”
毛泽东慢慢地点着头。林彪感到一阵紧张，因为他对谢振华的了解仅限这些，如果党中央主席继续问下去，他肯定会感到尴尬的。好在毛泽东没再往下问，事情过去了。
“这个军的政委呢？”
“政委叫曹中南。”林彪找到了他的简单介绍材料，往下念道：“他比谢振华大两岁。是河北景县人。原名炳荣，字雪村。一九三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三年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曾在景县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冀南军区第三纵队政训处政训员。冀南东进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科长，第三团政治处股长，新编第七旅教导队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清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六旅政治部主任，第十四纵队四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平汉、陇海、豫北、安阳战役。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委，华北军区干部部处长，军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兼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六十九军副政委、政委。”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地说：“看来这两个人的条件都还好，一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老红军出身，经过了长征，完全可以信得过；另一个长期搞地方武装斗争，对地方上、部队上的政治工作比较熟悉。我看就让曹中南进入省核心小组里，让谢振华负责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个山西的形势稳定下来。山西是北京的第一道后方，一旦打起仗来，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大军阀阎锡山很会利用山西的地理位置，干了许多有声有色的事情。我们的共产党人，总应该比阎锡山强吧！”
林彪说：“还有几个军的领导有问题，不便于让他们支左、介入地方工作。”
“怕什么，让他们介入，让他们支左，无非是支了右。军队一支左，也就把军队内部的问题暴露了嘛。”毛泽东风趣地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哟，有问题你想包也包不住，只能是因势利导，解决问题。”
当周恩来、康生先后赶到后，毛泽东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共识。
后来，在江青的头脑中一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谢振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点将把他派到山西的，而郑维山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大反张春桥和她，主张设国家主席，成为林彪的党羽。而谢振华也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于是，他也是林彪的人。所以，当陈永贵频繁在她面前说谢振华不是的时候，她对陈永贵表示出了信任和支持。
毛远新曾经提醒江青：“你可千万不要为了维护一个农民而得罪一位军长。谢振华在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中威信很高，也打过不少胜仗。多团结一些军队干部，一旦有事，他们靠得住！”
江青不屑一顾地说：“哼，什么军长，我一句话就可以马上把他变成光杆司令。像谢振华这样的人，在军队里呆了大半辈子，他认得是什么司令、大将、老帅，心里哪能瞧得起我们。像陈永贵就不一样了。他硬是我保下来的。谢振华等人抓住他的历史问题的把柄，要置他于死地，是我替他说的话。没有我，他别说当政治局委员，连中央委员也当不成！我帮了他，就是为了将来我们需要的时候，让他帮我们。别小看他是一个农民，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将有关键的一票呢。为了一个陈永贵，就是把十个谢振华打下去，我也干！”
这是江青当时真实的心态。
当陈永贵伙同王谦等人频繁告谢振华时，江青就说：“你们要沉住气。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过程。山西的问题我了解得差不多了，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文化部组织了华北地区戏剧调演，中共山西省委推荐了晋剧《三上桃峰》参加演出。文化部长于会泳一口咬定：“这个戏的背景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为‘避嫌’而改为《三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且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于是，江青找来陈永贵，毫不掩饰地说：“你看，谢振华的问题暴露了吧？搞政治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引发问题。文艺战线不可小瞧呢，它历来是阶段斗争的前沿阵地。你回去可以搜集谢振华、曹中南的所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算总账了！”
陈永贵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江青同志的指点，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文章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军装的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带着陈永贵，来到北京“二七剧场”，特意审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时，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个在场的人发表讲话，她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这当然不能怪演员了，演员同志们是无罪的。这主要由你们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你们都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消息传到谢振华耳朵里时，他并没有觉得突然，甚至感到这是预料中的，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从查出陈永贵当过日伪维持会会长、情报组织“兴亚会”三人小组组长等历史问题的证据，并上报中央后，陈永贵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职不断高升，直到进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计到陈永贵肯定要对他打击报复，只是没想他们竟选择了这样一个突破口。
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