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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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联合体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在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有时也出现过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致使难以充分发挥这一政策的潜力。
后来开始了“改革”，苏联领导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点和负面现象，目的就是要动员力量，引导国内状况朝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由于苏共及其对苏联社会影响的日渐衰微，以及各种“运动”和“战线”的出现，在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都成了同中央权力进行斗争的一张牌。
在这些究其本质基本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它们的领袖人物动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各共和国人民如果脱离苏联而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主权，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实际状况被有意歪曲了，这些地区不同程度都靠经常性的输血维持的事实被有意缄口不语。也就是说，其实全苏的资源再分配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被导入了误区，而真正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意图却被一些用以引发对中央不满的负面口号掩盖起来。逐渐，这些运动也好，党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这才看出他们的活动已经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糟糕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已经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极端有害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
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能够保全并彻底革新统一国家的机会已经错失，当时我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致使上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废于一旦。现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过。
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
当时依然在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职责——捍卫苏联宪法，而以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就把克里米亚会议、波茨坦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抛到了一边，迫不及待地对以成立15个国家来取代一个国家表示欢迎。
叶利钦在取得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后，表现出了自己的治国“才干”。当时他也许是出于有意，也许是没有考虑周全，并没有注意有人对他提醒，他对苏联的政策也可能会在他的俄联邦政治中起作用。为了追求选票和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义的手法宣称，这些单位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主权。
国家首脑的这些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不能不对国内总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此外，叶利钦的行为远不是那么前后一贯。最后，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烂摊子，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说得客气点，远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国之栋梁。他们就像苍蝇围着粪堆飞来飞去似的，围在这位“主子”身边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联邦政权是如此的不堪，便也开始各自寻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开始修改本共和国、本边疆区、本州的宪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一些州则走得更远，他们开始准备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国，比如乌拉尔共和国。
叶利钦身边的人见到国家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个办法：在联邦政权和联邦主体之间签订协议。于是各处一哄而上：几年之内，签订了大约50个左右的协议。而这一切竟是在当时国内宪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废除这些协议，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两个共和国，即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直到现在在国家预算中还列入了大笔“为他们失去的机会”而要求补偿的经费。
叶利钦的国家被各种矛盾所撕裂，贪污受贿处处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毁灭。八年过去，叶利钦身后留下了一个衰败、虚弱、管理不善的国家。国名还在，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国家却只不过虚有其表。新上任的总统要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真正国家，真是要花费不少心力。
最后这5到7年时间，是一段“整合”俄罗斯的时期。每过一年，它就变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一点。采取的一些步骤，比如强化纵向权力和国防力量，比如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明确立场，比如在某些社会结构方面作出各种决定以确立基本法规……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自由主义一翼，引起愤怒的风暴。“警察国家”是那些西方应声虫和西方帮闲所给予今日俄罗斯的最温和的评语。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诠释文字在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批评风暴和多么难听的阵阵叫嚣啊。劈头盖脸的脏水也泼到了第10届世界俄罗斯全民大会的头上。大会的主报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说，世界上当然存在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原则、人际关系标准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它同样也有存在的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国家曾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面临崩溃边缘。但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俄罗斯重又站立起来，不仅找到了复兴的勇气和力量，更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勇气和力量。
1613年大混乱时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其后100年间，俄国的新土地开拓者走过了自乌拉尔至太平洋的遥远历程，甚至开发了部分美洲大陆。中亚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300年后，俄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强国。
到了1917年，新的震荡出现了：两次革命，破坏，内战，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国家的经济潜力也遭到破坏。看来，俄罗斯帝国残留的几个部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联合起来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国。然而，建立苏联的政治决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艰难困苦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以及其他种种重大改革之后，我国又跻身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列了。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科技潜力，我国人民面对受奴役的危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终使我国得以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
二战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灾难。想当年那场无比惨烈的战争过后，我国处境之艰难现在真是难以名状。人民当中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牺牲了，我国欧洲领土直到伏尔加河的一大片，上头的国民经济全被摧毁了。外国专家们“给了”我们40年到100年的恢复期。可是，经济却在5到7年内全部恢复了。只不过上千万人的牺牲至今却依然有所感觉。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它实际上已经恢复了1917年革命后丢失的领土。苏联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统一国家被肢解成为15个部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本书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我国正在一步步站立起来，尽管许多东西都被破坏，被掠夺，被践踏，但它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
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奋起创造，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更要保持并发展我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雷日科夫
2006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雷日科夫小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29年9月28日生于顿涅茨州捷尔任斯基区捷列耶夫卡村（现捷尔任斯基市）一个矿工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顿巴斯度过。
受过高等教育：1959年毕业于基洛夫乌拉尔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1950年在顿涅茨州克拉玛托尔机械制造学校毕业后任技师。
1950年起在奥尔忠尼启泽乌拉尔重机厂，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先后任班组技师、班组长、车间主任。1959年起任总电焊师、副厂长。1965—1970年任厂总工程师。1970年起任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总经理。
雷日科夫是乌拉尔机械制造工厂改造和发展的倡导者。他为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建立了好几个分部。在他领导工厂和集团期间，主要致力于冶金工业和采矿业最新设备制造、石油天然气钻探技术装备、国防工业订货、军事技术装备的制造和生产。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开展了先进机器设备的设计，制定了最新工艺流程，最大的生产联合体现代化管理体制。
1975—1979年雷日科夫任苏联重型和交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主要负责与科技进步相一致的部门的发展。他把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冶金、采矿等行业的装备，国防、航天部门的装备生产以及铁路运输装备的生产上。
1979—1982年雷日科夫担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部长级，负责制定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实现投资和科技纲要，财经和地区发展政策。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机制的基础得以建立。
1956年加入共产党，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苏共中央经济工作部。1985—1990年任政治局委员。
受苏共中央总书记委托，他同其他几位书记一道，完成了国家现行社会经济政策分析。他还在主要学者专家的协助下，制定了国家新经济政策纲要。1985年该纲要成为向新经济模型过渡的基础。
1985—199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从1990年3月起，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1月退休。
1986年领导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总部的工作。
1988年12月领导了亚美尼亚大地震救援工作。为了感谢他为亚美尼亚人民建立的功勋，斯皮塔克市为雷日科夫建立了一座胸像，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发布命令，颁发给他一枚最高勋章。
1989年领导了制止费尔干纳（乌兹别克）民族冲突的工作。
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9、10、11届代表；1986—1990年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
1993年起任“普罗霍罗夫场”慈善监护委员会主席，发起在俄罗斯第三战场——坦克大会战战场修建纪念建筑群。这里建起了“警钟长鸣”纪念碑、彼得保罗大教堂、卫国战争老战士之家、文化历史中心、普罗霍洛夫战场上的雷日科夫图书馆等。
1994年10月起，任“欧亚”国际社会联合体主席，莫斯科思想文化及企业界精英俱乐部（俗称莫斯科名人俱乐部）主席。
1995年12月至1999年12月任俄联邦第二届国家杜马联邦会议代表、“民权”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国家杜马主席团成员。
1999年12月一2003年10月任俄联邦第三届联邦会议代表，任救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克服北约侵略后果委员会主席。任俄联邦议会同亚美尼亚民族会议关系协调人。
2003年9月起任俄联邦联邦院联邦会议的别尔哥罗德州代表，地方自治问题委员会委员，自然资源垄断问题委员会委员。
1998年2月领导国产商品企业协调委员会，现更名为俄罗斯制造商协会和俄罗斯制造商国际协会。
两次荣膺列宁勋章；荣膺十月革命勋章、两次劳动红旗勋章、四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