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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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基辅市中心架起帐篷，安营扎寨。在一片“格季”（打倒）的口号声中，已经再也听不到要求克拉夫丘克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下台的呼喊了。而马索尔从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不仅未能使民族主义者的冲击稍有平息，而且更鼓舞了他们要求当局作出进一步让步。群众大会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前面的公园变成了不断举办活动的露天营地，忽而是新出现的民主派在这里宿营，忽而是主张乌克兰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留在苏联的那些人在这里过夜。
电视和广播完全实现了“民主化”——它们竭力歪曲乌克兰的历史，不仅给十月革命抹黑，而且也给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抹黑。民族分裂主义者为了 30年代的大饥荒和 1937—1938年的镇压，要求共产党人悔过，一个劲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涂脂抹粉，特别是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年代的罪恶涂脂抹粉，号召要跟共产党算账——“把共产党吊上绞架！”
拥护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多次向苏联总统、苏共中央呼吁，反对向可能导致乌克兰脱离苏联的局势提供信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的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公开声称，没有乌克兰参加，苏联就倒不了），不断向检察机关、内务部提出维护宪法标准和法制的要求，然而回答却是：“不必惊慌失措”。在西部各州和首都基辅，内务部和检察部门各机关要么纪律涣散，无力整顿秩序，要么转到民族主义改革派一边，只服从他们，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局势的稳定。
围绕联盟条约展开的斗争，促使政治形势变得尖锐，其结果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取得全苏全民公决授权，将苏联变革为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之后，并未立即着手制止进一步搞垮苏联的企图，其中也包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方面的企图，后者从一开始便对公布的联盟条约草案持否定立场。原来，乌克兰的几位代表根本没参加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时对公众解释说，在推举拥有全权起草法案的候选人时，“法定人数不足”。后来，这使克拉夫丘克有可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这样一个条约对乌克兰不合适。
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众所周知，鱼从头上先烂），之后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9月通过决议称，应该认为签订联盟条约“为时尚早”。
党的各级委员会、乌克兰社会公众对通过的决议进行谴责，但却未能改变局势。
反对派开始组织群众集会，搞示威游行，打出了“不要联盟条约”的口号，煽动罢工，以支持最高苏维埃的决定。西部各州派出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东部各州，喊出“打倒联盟条约——乌克兰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等口号。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制造的这类行动，使劳动集体、共和国许多州的城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甚至乌克兰的苏联人民代表十分愤慨，纷纷发言要求废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针对联盟条约所作的决议，因为它与人民利益、全苏全民公决结果背道而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均被共和国立法当局最高机关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
跟苏联分离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开始显露出来。俄罗斯联邦领导和叶利钦本人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以及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全苏各权力机关的支支吾吾，前后不一，行动迟缓，又促进了这种局势的发展。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某些法令，它赞同脱离全苏经济体系向市场过渡的特殊观点（而这是在自己缺石油、汽油、柴油、煤气、有色金属、木材的情况下提出的！），都在导致苏联倒台。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
1990年7月16日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仅在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一章中，才保留了“苏联”这一名称的缩略语。
经济发展被宣告为“经济独立性”，乌克兰既与全苏，也与个别共和国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却要求“在全苏财富中，尤其在全苏钻石和外汇基金、黄金储备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不仅如此，新出现的乌克兰“民主派”经过向美国的苏联通不厌其烦地咨询，在他们向市场过渡的概念性方案中，加进了可能向俄国提出对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把生产设备从乌克兰疏散到国家东部地区一事提出相关经济要求的暗示。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对乌克兰，对战争的整个进程而言，最好是把共和国的生产潜力留下来给德国使用，以便同苏联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这种情况：当西欧一些国家被法西斯分子占领后，这些国家就开始为自己的占领者干活。
没有人对乌克兰领导层的实际状况下过什么结论。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共同行动纲领上签字的不是乌克兰总理福金或者他的副手。那是一个在国家经济向市场过渡条件下摆脱危机的纲要，是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而在该纲要上签名的，却只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全苏政府的常任代表塔鲁什金。
主权宣言断了其他任何做法的退路，宣言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克拉夫丘克同戈尔巴乔夫为签订联盟条约“讨价还价”的行为基础：“乌克兰主权宣言的原则适用于签订联盟条约”。须知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朗——1991年8月份签署不了联盟条约。这期间克拉夫丘克认准了叶利钦是“称职”的伙伴：叶利钦声称，没有乌克兰他就不签这份条约。而克拉夫丘克也根本没打算将来把条约拿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去讨论！在没有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商量的情况下（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他急急忙忙给议会放了暑假（放到9月份）。中央想反对也不可能，因为宪法第6条已被废除。这样便向后来在维斯库利的勾结又迈出了一步。
这时乌克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91年过了仅半年，国家收入便下降了9．3％，工业生产下降了11％。
生产如此衰退，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民经济资源保障恶化，众多企业因缺乏原材料纷纷停工，合作销售渠道中断，以及不断罢工造成的。
煤炭工业状况尤其严重。到春天，249个矿有 58个在罢工。矿工们减少供应煤炭几达1200万吨。共和国煤炭产量降低到1958年水平。仅上半年就有13000名工人离开这一部门，与他们配套的人数则超过78000人。
煤炭工业的生产衰退，使乌克兰国民经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如黑色冶金和电力部门的工作变得不稳定。焦炭不足，废金属供应中断，使整个冶金系统发生混乱。生铁减产3100万吨，钢减产3200万吨，成品轧材减产200万吨，钢管减产26．6万吨。
向发电站供应的煤炭减少近300万吨，致使10—15个大型发电机组停产。
社会领域也受到损失，住宅、医院和门诊部、学前教育机构、俱乐部和文化宫的投入使用数量急剧减少。居民和住房公用事业系统的燃料供应情况变得紧张。
向消费市场投放商品数量仅食品一项便减少50亿卢布，大量削减了耐用消费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量。价格普遍上涨1．5—2倍，通货膨胀加剧，影子经济繁荣。
反对签订同盟条约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济和消费市场情况恶化，才找到开展破坏活动的土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媒体掌握在并不高明的要搞垮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指出，消极现象跟苏联的存在并没有关系，相反却是同乌克兰“民主派”上下其手的苏联解体，同苏联统一遭到削弱有关。
1991年8月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大多数居民想留在苏联、想同俄罗斯统一的愿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991年8月19日共和国领导人是以在最高苏维埃同苏联国防部代表步兵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会见开始的。双方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建立后发表致人民书并作出种种决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交换了意见。内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协调各项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全，保障经济活力和居民正常生活，防止出现非常局势。
围绕乌克兰共产党展开了主要政治阴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于8月19日早晨向各州党委发出一份密码电报，其中除了传达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签署的密码电报内容外，还提了一些别的建议，其中有这样两句话：“由于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党委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须遵循苏联宪法和法律，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各种文件。”虽然中央书记处当天便从各州委召回了这份密电，并发出另外几份已经不含有这些规定的电报取代了它，但正是这头一份密码电报成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根据。所有州委均把密码电报送回中央，只有利沃夫州委除外，而这份密电就在这里落到了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手里，并立即将其转交克拉夫丘克。
那些日子，该共和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成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解散各单位党委和党的区委，进占州委，同时一群群极端主义分子号召要“打死”共产党，“绞死”共产党。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乌克兰检察机关按“叛国”罪对中央各位书记和各州委第一书记提出刑事诉讼。
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月25日他曾参加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对政治局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作了修改，但后来却声称他已于 8月 19日退党。正是这个人不遗余力地促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尽快禁止共产党活动，尽管共和国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苏维埃立法和法制委员会主席以及许多法学家均声称这一行为是非法的。不经法院裁决，便禁止一个政党活动（该党是经由司法部登记的），是一种违宪行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克拉夫丘克也明白。但乌克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却另有打算：乌克兰共产党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障碍，于是他便铤而走险，破坏宪法原则。
这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延续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是一段陷害无辜的时间。1993年8月，案件终因“乌克兰共产党负责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终止。但这时在最高苏维埃当家做主的那些“英雄好汉”们，却依然坚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指示，不肯善罢甘休。
直到2001年12月，乌克兰宪法法院才裁定，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停止和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指令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宣布其无效。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无可置辩的事实为证。据党的敖德萨州委前第一书记克留奇科夫证实，1991年8月23日，他本人飞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鲍里斯波尔”机场代表候机室的登记簿上，查到叛乱前夕，即8月17日，叶利钦的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来到基辅的记录。他飞来又飞去任何地方均未见披露，迎送的只有克拉夫丘克的几个亲信。显而易见，“兄弟俩”要谈的事连在电话上都不敢谈。
再往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的所有行动，目的都在于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蓝色理想”——搞垮苏联，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
往后又出了几件事，其一是乌克兰就是否“独立”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二是克拉夫丘克在 1991年 12月1日全民公决胜利及其个人历史作用的鼓舞下，跑到了别洛韦日森林去。正是这个人，成了别洛韦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那可是一份能够使一个统一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能不能签得成，就完全取决于他了。这个字一签下去，定能使他扬名百世。
15年过去了。那个混乱时代的见证人正在一个个进入另一世界。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但新一代对那些悲惨的时日并不了解，而且对许多内容，媒体要么缄口不语，要么就歪曲真相。
在我同各类人士进行众多会见和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