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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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请您相信，立陶宛共和国议会力求与俄联邦国家杜马达成完全的相互谅解，并将此视为发展两国关系、维护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保障。
向国际组织提出的呼吁也没有得到重视，或者只是回一份公函敷衍了事。2004年末在斯特拉斯堡召开欧洲议会全体会员国大会，就在一月份会议即将落下帷幕时，有290位议员对“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历史学博士布罗卡维丘斯被囚案”发表了声明。该议会机构成员提醒欧洲人权保护组织，由于捏造的罪名，“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立陶宛共产党领袖、历史学博士米科拉斯？马尔吉诺维奇？布罗卡维丘斯教授正作为政治犯在立陶宛监狱受到长达11年之久的折磨。”
欧盟各国议会签署了由乌克兰著名诗人和欧盟议会成员鲍里斯？奥列伊尼克发起通过的文件。签名的有荷兰、希腊、塞浦路斯、波兰、俄罗斯，甚至还有瑞典的代表。在该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家、波兰共和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亚斯科尔尼亚，政见极其保守的右翼分子波兰议长韦廖维斯基。
文件中写道：“乌克兰等国家的议会，以及欧洲议会成员曾多次请求立陶宛领导人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把这位勇敢的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时，欧洲议会还指出，“不能空口无凭地指控囚徒犯有叛国罪。一个自始至终忠实于本国宪法、忠于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苏联公民，不可能是当时还不被人所承认的立陶宛共和国的叛徒。同时，从具体事实来看，法院指控他参与杀人的判决在法律上毫无根据，证据也不充足。”
应该公正地说，我们的呼吁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里总能找到共鸣。这里援引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贵方发来的请求援助俄联邦公民来茨凯维奇公民的呼吁书一事，我想就白俄罗斯的安排指出以下几点。
1991年1月 13日维尔纽斯事件中的人质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身陷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与您同样感到忧虑。
白俄罗斯共和国正在尽一切可能，以便使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对这些人作出人道主义的决定。
1999年2月，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大会众议院议员小组向立陶宛议会议员发出呼吁，请他们协助制止对一月事件参与者的司法迫害，把他们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今年 5月末得知，布罗卡维丘斯的健康每况愈下，必须立即实施心脏手术，我就布罗卡维丘斯到白俄罗斯进行治疗的问题亲自致函立陶宛共和国总统亚当库斯。
重要的是，国家杜马和俄联邦政府都参与了此项工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使这些人的境况得以改善。
我还想强调说，按照白俄罗斯的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可以生活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
2006年1月13日，布罗卡维丘斯在被监禁12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勇敢战胜不公——这就是他最近15年命运的写照。事实上，他在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所有同事都成功地完成了“前滚翻”，坐到了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的总统宝座上。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中，只有鲁比克斯和布罗卡维丘斯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上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
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们的迫害始于 1991年 8月 22日，当时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领袖和立陶宛议会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决定禁止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于是逮捕浪潮立刻席卷了整个共和国。那些不愿苏联被肢解，认为苏联是所有加盟共和国发展的保障，苏维埃政权是人道主义最高成就的人，都被投入监狱。
布罗卡维丘斯不顺从，不肯像他的战友，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那样去为新主子效劳，而且当上总理后又成了万事亨通的商人。布罗卡维丘斯转入了地下。但是 1994年 1月 15日，正如前面所说，他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一起，在明斯克被立陶宛特工（以总检察长、当今的立陶宛议会主席保劳斯卡斯为首）绑架，带回了维尔纽斯。那次绑架是在白俄罗斯的“民主派”领袖们，主要是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凯维奇（他仍旧披着“民主”的外衣）的鼎力协助下进行的。
当时的白俄罗斯“民主派”拒绝了立陶宛共产党员要求政治避难的司法权利。自然，那天正在明斯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会对这起“国际主义恐怖行动”进行谴责。如今，白俄罗斯的反对党在指责卢卡申科不民主时，宁愿忘记自己领袖的犯罪行为。
新立陶宛当局以捏造的罪名，把昨天的同志关进牢房以后，再从其北约主子那里得到免罪符和在立陶宛执掌政权的“封诰”。欧洲的这些国家，虽然个个都宣称自己“文明”，“讲理”，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种以暴力侵犯真理的行为是犯罪。没有一个国家的或国际的维权组织站出来保护这些无辜的人。时至今日，斯特拉斯堡法庭依然还没有审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就现今立陶宛当局起诉法律根据不足所提出的上诉。
布罗卡维丘斯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坚定，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对自己的荒谬指控。他在狱中表现得也是这样百折不回。但他已是78岁高龄，还动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过他虽年事已高，关押期仍得不到缩短，尽管在立陶宛有多少无可救药的刑事犯罪分子都可以获得“宽恕”而提前出狱。非但如此，在他动过复杂的手术之后，却仿佛要竭力掩盖什么，或干脆想将他毁灭，总是经常拉着他从普通医院转到监狱医院，再由监狱医院转到普通医院，或者是由传染病院转到监狱医院这么来回转院。在来回折腾的时候，教授的腿突然发炎，险些丧命。
今天立陶宛的“社会精英”不敢把共产党的领袖布罗卡维丘斯从监狱中放出来！他勇敢地忍受了12年的牢狱之灾，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仍旧坚持自己的公民立场。
为了证实我所言非虚，我想请读者看一看1999年11月布罗卡维丘斯从狱中寄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寄来的书籍——《大动荡的十年》（1995年）和《重返政坛》（1998年），我非常愉快地读完了这些书。您的这些书使我感到非常充实。您在这些书中阐述的丰富思想将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和国家发展复杂进程的实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像您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拥护者。我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社会公平。由于我参加了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据说还因为我似乎怂恿了苏联领导人在立陶宛实施武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庭判处我12年监禁，对立陶宛共产党其他政治活动家判处的刑期各有不同。我和我的同志们对维尔纽斯区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和俄联邦国家杜马其他议员坚持真理和生活的真谛，感谢你们在我和我的同志们一生最艰难的日子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立陶宛人民的社会主义未来，相信立陶宛将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感谢您寄来的纪念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节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节日祝贺。祝愿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将到来的2000年新年快乐，祝您生活万事如意。
谢谢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谢您为保护我做的一切。谢谢您的善良之心。
2006年1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了原立陶宛的监狱囚徒布罗卡维丘斯的一封信。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同志们！我虽因病无法出席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理事会全体会议，但能向你们作书面发言，感到非常高兴。我由于从事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而被长期监禁。但立陶宛资产阶级当局达不到目的，他们无法摧毁我的信念。我仍旧坚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为社会平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立场。在狱中我经受住了复杂的心脏手术，它并没有把我搞垮。我仍旧很乐观，并坚信共产党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活动是正确的。
不久前，一些患有反共狂躁综合征的立陶宛议会议员向俄联邦国家杜马发出倡议，请求恢复对据说应为维尔纽斯悲惨之夜的死难者负责的俄罗斯公民的追捕，其目的就是要再次让俄罗斯感到难堪，重新玩弄自己同胞的民族感情。何况，根据不久前发表的统计数字，已有超过60％的立陶宛人公开表示：“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更好！”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当局还在寻找各种理由，改换方式，使不合他们心意的、有不同看法的人受到经常性的迫害。瓦列里？伊万诺夫的命运就是个例子。
瓦？伊万诺夫生于立陶宛的考纳斯市，受过高等教育，历史学硕士（毕业于华沙大学）。儿子由他抚育，他既当妈，又当爸，因为妻子在儿子两岁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衰老多病的母亲和他的儿子。
1991年11月27日早晨，他在送儿子上幼儿园（当时小孩儿只有5岁零10个月）时被捕，被投进维尔纽斯市预审监狱。当时的立陶宛总检察长保劳卡斯称，理由是“躲避审讯”，逃避对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事件的调查。瓦？伊万诺夫以日记的形式，在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监狱里的伙食条件、调查程序、护法机构对被侦讯人的态度、调查期限等等。
“伊万诺夫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在伊万诺夫被捕后过了271天才开始进行——他们竭力寻找用于起诉的条款。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公民如此长时间被关进监狱，既不审讯，也没有结论的事实，并没有让俄罗斯和西方的任何一个护法机构感到不安，新闻媒体上甚至连个声明都没有。俄罗斯司法机构的代表也没有出庭监督诉讼进程。
最终，根据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对伊万诺夫成立反国家组织并参与其中的活动进行起诉。硬给他安上了在1月13日维尔纽斯悲惨之夜杀害一名“立陶宛爱国者”的罪名。但是，由于这起诉讼案过于荒诞，连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国家公诉人都拒绝了这种司法迫害。向法庭提交的所谓建立反国家组织的起诉书也同样荒谬，因为瓦？伊万诺夫是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从1989年起由立陶宛当局正式批准登记注册的组织。
“统一”组织没有任何军事化组织机构，甚至没有工人纠察队队员。该组织只是利用大家都熟悉的政治资源进行活动：罢工、纠察线、示威游行、报纸、传单、群众游行等等。案件材料里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在维尔纽斯惨案中起了组织作用。为了以某种方式公开诋毁“统一”组织的领袖，立陶宛总检察院耍了个花招：把“伊万诺夫案件”和另一起针对苏联爱国者的案件绑到了一起。青年无线电爱好者被指控在1991年11月7日想通过电台向立陶宛居民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4周年纪念日，还差点儿被跟踪到森林里的立陶宛警察打死，因为其中一个“无线电播音员”在实施逮捕时进行了抵抗。警察还以奇怪的方式在“无线电播音员”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支属于1991年7月30日米亚季宁海关检查站某被害人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正如早就料定的那样，法院既无法查明瓦？伊万诺夫和“无线电播音员”小组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他和该案其他被告有联系。此例充分证明，是立陶宛总检察长帕乌拉乌斯卡斯，以前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捏造了这起案件。
经过76次庭审，控方顽固地要证明瓦？伊万诺夫及其“同案犯”——“无线电播音员”扎戈耶夫、奥尔洛夫、斯莫特金、绍罗霍夫，特警队员博贝廖夫、维尔纽斯市党委书记纳戈尔内和民兵队长康德拉绍夫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犯有罪行，实际上这个共和国当时还根本不存在。
为了对法院审理的那套作风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瓦？伊万诺夫的日记，它登载在前面提到过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
1994年4月19日，星期二，第73次开庭：
今天法庭上演了一出白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导演策划，可称之为《纳粹在谴责！》的闹剧，全长1小时25分。这段时间，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们面前，在我们所坐的笼子对面，出现了41名所谓的社会公诉人，其中有16人要求把我们枪决，其他人要求“根榜法律判决”或“赔偿物质损失”。只有一位叫瓦廖尼克的音乐学院�
